試析《到燈塔去》中的“非個人化”因素
摘 要：作為“現代主義”藝術的開創者之一，現代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對西方女性文學產生了巨大影響。其中，她對“非個人化”理論的運用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種永恆的生命力，進入了永恆的時空。本文從敍事的非個人化與意象的非個人化等方面入手，探究在《到燈塔去》中，伍爾夫對“非個人化”的理解及運用。
關鍵詞：非個人化 敍事非個人化 意象非個人化
作為“現代主義”藝術的開創者之一，現代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1882―1941)以她橫溢的文才和大膽的創新精神在20世紀的世界文壇開創了小説表現的新領域，將意識流創作推向高潮，成為與喬伊斯、普魯斯特、契科夫、福克納等人齊名的意識流大師。然而伍爾夫不僅僅是一名意識流小説家，她也是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和文學理論家。她一生中共寫過三百五十餘篇論文、隨筆和評論;她以小説家的身份來發表評論，提出了很多見解獨到的觀點和理論，並且對未來的小説提出了大膽的設想。在論及處於英國文學傳統邊緣和外圍的英國婦女作家時，提出未來的小説一定會向“非個人化”方向發展。本文將結合《到燈塔去》，探究伍爾夫對“非個人化”的理解及運用。
一、 伍爾夫非個人化的小説創作理論
“非個人化”創作觀點並非由伍爾夫本人提出，這一觀點最早由美國詩人T・S・艾略特在其論文《傳統與個人才能》種提出。艾略特宣稱：“詩不是表現個性，而是逃避個性”，“藝術的情感是非人格化”。[1]詩人的任務並不是去尋找新的感情，而是去運用普通的情感，把它們綜合加工成詩歌，並且去表達那些並不存在於實際感情中的感受。伍爾夫秉承併發揮了艾略特的這一思想，在其代表作《到燈塔去》(To the Light House，1927)中，從理論上探索小説形式的革新，從全新的角度探索人的內心世界，揭示人的本質，非常嫻熟地運用了“非個人化”的手法，豐富和發展了現代西方文學的創作。
伍爾夫在《狹窄的藝術之橋》中論述她的小説敍述技巧：“它將從生活後退一步，站得更遠一點。它將會像詩歌一樣，只提供生活的輪廓，而不是它的細節。”[2]伍爾夫不滿足於僅僅或者是主要描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的共同活動。她更渴望某些更加非個人的特質：理想，夢幻，想象和詩意。
英國著名作家福斯特在《伍爾夫研究》中這樣評價伍爾夫：“她是位詩人，卻想寫一點儘可能接近於小説的作品”，“她屬於詩的世界，但又迷戀於另一個世界，她總是從她那着了魔的詩歌之樹上伸出手臂，從匆匆流過的日常生活的溪流中抓住一些碎片，從這些碎片中，她創作出一部部小説”。[3]伍爾夫的小説充滿詩情畫意，她的小説運用詩的技巧、詩的透視於小説創作之中，構造詩的意境。同時，伍爾夫更懷有詩人的宏大視野，打破了長期以來小説着眼於情節描寫和人物刻畫的寫實主義傳統。她的目光不侷限於人物個人的悲歡離合，而是注視着整個宇宙和人類所渴望的夢想與詩意。
伍爾夫認為，小説創作是一種非個人化的過程，小説應按其本身的內在邏輯來發展，小説家的主觀人格應該避免介入。這種新型的文學樣式和當時人們所熟悉的小説之間的主要區別，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它將從生活後退一步，站得更遠一點。它會像詩歌一樣，只提供生活的輪廓，而不是它的細節;其次，它將不會像傳統小説那樣，僅僅或主要描寫人與人之間的互相關係，以及他們的共同活動，它將表達個人的心靈和普通觀念之間的關係，以及人物沉默狀態中的內心獨白。
二、非個人化的敍事
傳統的讀者並不介意故事真實與否，大多願意去相信故事的存在，並且將它與身邊的人、事相聯繫，從而得到閲讀的快感。而伍爾夫的小説使這種讀者臆想聯繫的虛假面具不得不被撕毀，因為讀者必須習慣從“無意義”的語句和片斷中去發現閲讀的另一種快樂。
(一)敍述者的非個人化
在伍爾夫看來，好的小説“不會有約定俗成的那種情節、喜劇、悲劇、愛情的歡樂或災難”。同時，她還對無所不知的個人化敍述提出了質疑，她認為：“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着這樣一位無所不知的敍述者，這種敍述方法的缺陷在於降低了讀者在閲讀中對真實的體驗，讀者意識到自己面對着一種虛構的存在;同時，作者在敍述中大發議論時，破壞了作品自身的完整性，干擾了故事本身發展的自然邏輯。”[4]許多現代文學批評家都認為作家不應該介入小説，應該“隱退於小説之外”，反對作家對人物的心理進行過多的斟酌與加工，更反對作家對作品中的生活背景、衝突矛盾、故事劇情和人物境遇進行介紹與解釋，而主張讓人物內在的心理活動，特別是藏匿於內心深處的無意識、潛意識活動，按照原本的方式及邏輯無秩序無條理地直接展現在讀者面前。
《到燈塔去》這部小説避免讓小説作者的主觀人格介入小説人物的分析與介紹，小説作者採取了一種“超然態度”，她不再是客觀事物的全知全能的敍述者，相反，她退到了幕後。在《到燈塔去》中，讀者看不到作家對於複雜的人物心理進行歸納，卻能通過小説人物在台上的內心活動洞察人物心靈深處的真實。
蘭瑟在《虛構的權威》一書中説伍爾夫“在她的敍事行為中謹慎地加入了距離感”，[5]正如喬伊斯借《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中斯蒂芬之口所表達的那樣：“理想的敍述者應該修煉到無生無形。”[6]
這樣一種美學審美力求現代派小説的敍事通過隱藏敍述立場的標記、壓抑敍事者自我意識以及在敍述者與讀者間設置障礙等方式，使讀者產生消抹的幻覺。[5]
在《到燈塔去》中，伍爾夫正是採用了上述的敍事手法，試圖給讀者一個“消解”的幻覺。小説中沒有像傳統敍事小説那樣採用了第一人稱敍事， 在純粹聚焦於單一視點的敍事從未在這部小説中出現。《到燈塔去》這部小説可以分為三部曲，小説的一、三部分的敍述聚焦於多重人物，第二部分的敍事則未出現任何聚焦。通過這些敍述方法，伍爾伕力圖消融人物的內心意識活動消敍述者本身，達到敍述者徹底隱匿的境地。
伍爾夫反對作家描繪現實生活中的一切客觀事物，分析所有人物的內心感受，説明各種事件的原因和結果。 她在《論現代小説》這篇文章中，對生活的真實含義有自己的看法：“往深處看，生活好像遠非‘如此’。把一個普普通通的人物在普普通通的一天中的內心活動考察一下吧。成千上萬種印象在心靈中碰撞――細小的、奇特的、電光石火的或者像是用鋒利鋼刃深深地雕刻在心頭的。它們來自各個角落，就像恆河沙數般眾多的原子在不停地迸發;當這些原子落定時，便構成了週一或週二的生活，其側重點就和以往有所不同;重要的瞬間不在於此而在於彼。”[4]
(二)小説人物的非個人化
傳統的小説以虛構為契機，卻創造出無可比擬的真實性。傳統的讀者習慣分析小説人物的社會背景、地位、來歷以便把他們和現實生活中真實存在的人物聯繫起來，想象他們是我們身邊的人，甚至有時也會將自己代入。然而在伍爾夫看來，角色的內在真實是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作家應該向讀者展示角色的內在世界而不是外在表象。她認為如果一位作家對其角色的社會與自然特徵作出過度修飾，那麼他“花費筆墨於太多不重要的東西，花了太多技藝和氣力使人物顯得真實”。[7]
初讀《到燈塔去》，讀者也許會認為這是一部非常晦澀難懂的作品，作者筆下的人物不存在於讀者生活中，而是存在於自己的意識中。讀者幾乎無法循跡到任何與小説中人物角色相聯繫的社會背景，而這在傳統的小説中是無法想象的。在伍爾夫的文學中，關於人物社會背景的佈局都被統統抹去。在《到燈塔去》中，無論是主人公夫婦，還是他們的朋友莉麗，抑或是其他在小説中出現的其他人物，小説都沒有交代他們來源於何種社會階層，對於他們的生活背景小説也沒有清晰提及，如果説要追溯小説人物的來源，那麼可以説他們來自於自己的意識活動，他們從意識的深處中單純地走出來，顯得那麼的真實。
在傳統的小説中，無論是原本籍籍無名的平凡人一飛沖天，還是赫赫有名之人自甘墮落，為了獲得存在的肯定和認可，小説人物必須要通過實現自我價值或者經歷外層社會角色的轉變。而《到燈塔去》的女主人公則是通過內心的意識活動， 向讀者展示自己的存在。外在的活動及存在都已被抹清，在這種狀態之下，在女主人公的內心中，她感到了自我。作家藉助女主人公説：“ 這個你們藉以認識我們的外表，簡直是幼稚可笑。”[8]在這裏，伍爾夫沒有按照傳統的做法，力圖使人物的背景和來源社會化，而讀者對於小説人物的把握也被迫從有別於傳統的角度出發。在伍爾夫看來，只有意識和思想才是一切的主宰，角色不是來自生活，而是來自角色自身的意識和思想。 通過這種獨特的創作手法，伍爾夫實現了小説人物的非個人化。
三、意象的非個人化
意象的使用也是小説《到燈塔去》“非個人化”的重要體現。榮格通過承載人類集體無意識的原型，即原始意象，對文學作品的“非個人化”有過精闢的闡述：“原始意象是同一種類型的無數體驗的心理殘跡……每一個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類精神和人類命運的一片碎片，都有着我們祖先的歷史中重複了無數次的快樂與悲哀的殘跡，並且整個地始終遵循同一條路線。”原始意象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喚醒了我們記憶深處的情感。“一旦原型的情境發生，我們就會獲得一種不同尋常的輕鬆感，彷彿被一種強大的力量運載或超度。在這一瞬間，我們不再是個人，而是整個族類，全人類的聲音一起在我們心中迴響。”[9]
伍爾夫在《到燈塔去》中巧妙地使用了意象作為串聯作品各部分的樞紐，如：窗户與鏡像。作家精心製作這些意象原型，把它們翻譯成了我們的語言，並因此使我們有可能“找到一條道路以返回生命的最深源泉”。[9]
(一)窗户
窗户象徵着完全透明，小説中有描寫拉姆齊先生眼睛一眨不眨地透過窗户看事物的描寫。在過度注重事實，而忽略別人感受的拉姆齊先生眼中，主觀世界和客觀事實並無多大差別，中間僅隔着一扇透明的窗而已。在小説的開篇，拉姆齊先生透過起居室的窗告訴兒子詹姆斯第二天天氣不適合去看燈塔，無情地打消詹姆斯的希望。拉姆齊先生強調端正透明地看到現實生活的本質，即便這樣會傷害到情感：“他説的事實，永遠是事實。他不會弄虛作假;他絕不歪曲事實;”[10]拉姆齊先生不會為了顧及周圍任何人的感受而試圖婉轉地説話，對他的孩子們，他更希望他們打小就認識人生的嚴酷與艱苦。在他看來，事實是高於一切的，而一個人最重要的品質就是直面真實。 窗是代表拉姆齊先生理性原則的意象，它的有效性在小説第一部分便受到了反駁： 在拉姆齊夫人舉辦的晚宴上，玻璃窗隔絕了屋子聚餐的人羣與外面的夜色 ：“透過窗上的玻璃，無法看清外面世界的確切景象，有一片漣漪，奇妙地把內外兩邊隔開來：在屋裏，似乎井然有序，土地乾爽;在室外，映射出一片水汪汪的景象，事物在其中波動、消失。” [10]
在此，窗失去了它的透明性，“無法看清外面世界的確切景象”，反而隔絕了茫茫夜色，在小説第二部被另一意象“鏡子”取代。
(二)鏡子
鏡子不像窗那樣渴望透明，夢想着看清事實的本質，而是追求對內在真實的一種完美反映。小説第二部“時光流逝”中有一段對鏡子的描述：
在那些鏡子裏，在人們的心靈裏，在那些不平靜的池水中，雲霧永遠翻騰，形成了陰影，綺夢長存，不可能抗拒每隻海鷗、每一朵花、每一棵樹、每個男子和婦女，以及蒼茫的大地本身似乎都在發出的信息(但如果你提出問，它們馬上就畏縮了)。[10]
如果説“窗”的意象象徵着對客觀真理的追求，是人不得不服從於客觀事實的意象，“鏡子”則喻指主觀真實。與一味追求客觀真理的拉姆齊先生相比，拉姆齊夫人是主觀真實的捍衞者。她憑直覺解決生活中的矛盾，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生活、感悟世界。對於她來説，外部事實並不重要，人們可以用主觀想象來彌補客觀事實的不足。當感情與客觀事實產生矛盾時，她寧可無視現實。比如，拉姆齊夫人對丈夫不顧感情地追求真實的態度感到十分不以為然。她認為，讓孩子過早認識外界殘酷的真相會傷害到其幼小的心靈，不如讓孩子暫時生活在輕鬆之中。儘管種種跡象證明第二天天氣不好，比如西風使船無法靠攏燈塔，但她還是盡力安慰詹姆斯：“也許明兒會天晴的，如果明兒不放晴，還有後天呢。”她當然清楚這個世界上並不存在永恆的幸福，但依然努力地在生活中發現並創造美好的事物，比如一次不錯的晚餐會這樣的渺小幸福。 現實中存在着危險和對立面從未使她放棄自己的主觀努力。她為燈塔守護人患病的兒子編織襪子，看望為生存而掙扎的貧困婦女，極力促成年輕人的婚姻，時刻牽掛着個性獨立的女畫家莉麗，安慰和温暖着身邊那些孤獨浮躁的男人，用愛與希望的感性積極地把他們從客觀世界的自怨自艾中拉回，試圖使他們在主觀世界中找到一點温暖與安慰。
然而，小説第二部分“時光流逝”卻擊碎了拉姆齊夫人苦心營造的主觀世界，十年光陰充滿變故，戰爭與死亡接踵而來。拉姆齊夫人的死似乎使她的努力隨風而逝。家人遭受各種意外與不測，她極力促成的婚姻也遭遇破裂，度假屋調零衰敗，房客們奔散東西，混亂與死亡主導了劇情，鏡子也不再具有反映真實的能力。《到燈塔去》有關於鏡子的評述：
“而鏡子本身，不過是更加崇高的力量在它下面沉睡之時，在寂靜中形成的一層表面化的玻璃質而已…那面鏡子已經被打破了。” [10]
在《到燈塔去》中，諸如窗和鏡等意象的使用使個人一己的情懷上升到了人類集體的心聲。小説主題反映的也不再是個人的意識，而是宇宙普遍的真理和人類的命運。小説之所以能夠達到這樣的表達效果，與遍佈其中的原始意象是密切相關的。小説使用了大量的意象，打破了個人化的侷限，它的目光不侷限於人物個人的悲歡離合，而是注視着整個宇宙和人類所渴望的夢想和詩意。
四、結語
偉大的藝術總是在表達非個人化的情緒，這是具有真理意義的。因為這樣的文學才不會被時代意識的偏差和個人主觀的偏見所侷限，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從而具有一種永恆的生命力，進入了永恆的時空。伍爾夫的《到燈塔去》正是充分運用了非個人化的文學創作理論，為這部小説的閲讀者提供了極大的閲讀樂趣，也為西方文學發展做出了有益的貢獻。
參考文獻
[1] 趙毅衡.新批評文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32.
[2] 袁霜竹.伍爾夫小説美學理論探析[J].重慶工學院學報，2009(10).
[3] 愛・摩・福斯特.弗吉尼亞・伍爾夫研究[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22.
[4] 李乃坤.伍爾夫作品精髓[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338.
[5] 蘇珊・S・蘭瑟.虛構的權威：女性作家與敍述聲音[M].黃必康，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23，120.
[6] 陳燾宇，何永康.外國現代派小説概觀[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206.
[7] Virginia Common Reader The Hogarth Press[M].1993：187.
[8] 弗吉尼亞・伍爾夫.到燈塔去[M].孔繁雲，譯.台北：台北志文出版社，2000：86.
[9] 朱立元.二十世紀西方美學經典文本(二)[M].北京：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72，73.
[10] 弗吉尼亞・伍爾夫.到燈塔去[M].瞿世鏡，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14，101，140，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