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認知:具體語境與規約性語境
關鍵詞:文學認知 語境決定的反諷 具體語境 規約性語境 對照與顛覆
文學認知研究者十分關注文本提示和這種提示所喚起的規約性認知草案或認知框架的作用,近來有的研究者也較爲關注語境對認知的影響。認知敘事學家戴維,赫爾曼在《故事邏輯》的第九章中,就以“語境化定位”(contextual-dnchoring)爲題,探討了第二人稱敘述中“你”在不同“語境”中的不同作用。赫爾曼系統區分了第二人稱敘述中五種不同的“你”:一是具有普遍性的非人格化的“你”(如諺語、格言中的“你”);二是虛構指涉(指涉第二人稱敘述者/主人公/敘述接受者——在第二人稱敘述中,這三者往往同爲一個“你”);三是“橫向”虛構稱呼(故事內人物之間的稱呼);四是“縱向”現實稱呼(稱呼故事外的讀者);五是雙重指示性的“你”,同時指涉故事裏的人物和故事外的讀者(Herman 340-45;Toolan-28 29;Gavins)。在赫爾曼看來,“敘事理解過程是以文本提示和這些提示引起的推斷爲基礎的(重新)建構故事世界的過程”(Herman 6)。赫爾曼所說的文本提示指的是具體語言特徵,而他所說的語境也是文類規約性語境(如由諺語和格言所構成的修辭語境,或由第二人稱敘述所構成的文類語境),這種語境有別於具體文本的特定語境。後者在文學認知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本文將聚焦於這種特定語境。
本文將首先探討一種由特定語境所決定的文學現象:“語境決定的反諷”。然後通過分析凱特·肖邦(Kate Chopin)的“一小時的故事”(1894)中的這種反諷,來說明這種反諷涉及的具體語境中的認知框架與規約性認知框架的對照和衝突,揭示文本的深層意義如何呼喚前者對後者的顛覆。
語境決定的反諷
西方學者通常區分兩種最基本的反諷:“文字反諷”和“情景反諷”,前者涉及文字和其所表達的意義之間的不協調,後者則涉及行動和其結果之間的不協調(Cuddon 335—340;Fowler 101-112;Booth;Muecke;Colebrook)。本文所說的“語境決定的反諷”與這兩種反諷有本質區別:文字與其所表達的意義協調一致,行爲本身也不產生反諷意義,但這些文字和行爲在特定的語境中則具有反諷性(Shen 115-30)。也許有人會說,反諷都涉及語境,都是語境中的反諷。但我們若仔細考察,則會發現通常的反諷即便跟語境相關,也並非由語境所決定。就“文字反諷”而言,起決定作用的是文字的字面意義和說話者意在表達的意義之間的差異(如面對一篇寫得很糟糕的文章,有人用“這篇文章真有水平!”來表達對其不滿);就“情景反諷”而言,起決定作用的也是一個事件與其自身出乎意料或令人失望的結果之間的差異,譬如在莎士比亞的《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中,美好的言論和宏大的想法沒有帶來任何結果;又如在《李爾王》中,李爾王趕走了最愛自己的女兒,造成悲劇性的情景反諷(Cuddon 337)。讓我們再看看下面這兩個屬於情景反諷的例子:
(1)當約翰·欣克利試圖暗殺里根總統時,他先射出的子彈都沒有打中總統,但有一顆子彈射到總統豪華轎車的防彈玻璃上後,反彈過來,擊中了里根的肺部。
(2)愛爾蘭模仿她最爲憎恨的國家(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924)。
不難看出,在所謂“情景反諷”中,我們通常理解的“情景”或語境並不起什麼作用。在例(1)中,雖然存在時間狀語分句“當……時”,反諷卻在於子彈與防彈玻璃接觸後反而導致了傷害,這種反諷在任何語境中都會存在。同樣,在例(2)中,反諷源於行爲與愛憎的不協調,這種反諷也不受語境的影響。上面涉及莎士比亞劇作的反諷,也是同樣的情況,譬如,無論是什麼語境,只要父親趕走最愛自己的女兒,就會產生“情景反諷”。由於“情景”(situa—tion)與“語境”(context)經常是可以互換的同義詞,因此“情景反諷”很容易被誤解爲在特定環境中產生的反諷。實際上,“情景反諷”中的“情景”一詞並不涉及事件的背景,而是涉及事件本身的性質。D.c.米克把這種反諷稱爲“事件反諷”,這與“文字反諷”形成了很好的對應(Muecke 11)。
與這些批評界業已區分的反諷類型相對照,有一種真正由語境決定的反諷。讓我們看看凱特·肖邦“一小時的故事”中的下面這一段:“她能看到房前場地上洋溢着新春活力的輕輕搖曳着的樹梢。空氣裏充滿了陣雨的芳香。下面街上有個小販在吆喝着他的貨色。遠處傳來了什麼人的微弱歌聲;屋檐下,數不清的麻雀在嘁嘁喳喳地叫”(1)。這段文字如實描述了女主人公馬拉德夫人對窗外景色的觀察和感知,因此不存在文字上的反諷。這種觀察和感知本身也沒有反諷性,在通常情況下不會產生任何反諷效果。但是,在“一小時的故事”的特定語境中,這種觀察和感知則產生了較強的反諷性,因爲馬伕人的丈夫剛剛在鐵路事故中不幸遇難,這種語境使讀者期待馬伕人心情悲傷,感官遲鈍,而她卻出人意料地能感受到樹梢的“活力”、陣雨的“芳香”和“遠處”的“微弱”歌聲。不難看出,馬伕人對美妙春色的敏銳感知與丈夫剛剛遇難的語境產生了不協調,這種不協調導致反諷效果的產生。假如這段描寫出現在馬先生去世的幾周之後,或哪怕幾天之後,反諷性就會大大減弱,甚至完全消失,因爲在不同的語境中,讀者的閱讀期待也會相應變化。
儘管西方學者對反諷進行了各種分類,但忽略了這種真正由語境決定的反諷。在頗具權威性的《反諷與反諷的》一書中,米克區分了十五種不同的反諷種類,包括修辭增強型反諷、模擬謙虛型反諷、類比型反諷、戲劇性反諷、無意中的反諷、雙重反諷、非文字型反諷等等,但沒有一種真正是由語境決定的。區分“由語境決定的反諷”,不僅使我們能更全面地認識反諷這種修辭手段的運作機制——如何通過打破讀者的闡釋期待來產生,而且能使我們從一個特定角度看到具體文本語境在文學認知中的重要作用。
從“一小時的故事”中的反諷看具體語境中的認知
肖邦的“一小時的故事”被當代學界視爲女性主義文學的名篇之一。學者們認爲這一作品讚賞性地表達了一位女性在得知丈夫遇難的消息後,爲擺脫父權制壓迫而對自由的追求。作品的結局是:妻子因“自由”而極其興奮,丈夫卻在一小時後意外返家,這導致妻子的猝死。我曾經另文分析了肖邦的這一作品,隱含有作者對女主人公“追求自由”並非持讚賞 態度,而是進行了多重反諷。在先前的探討中,我分析了衆多當代西方學者將這一非女性主義的作品視爲女性主義名篇的三種原因:一是對作者的定論,二是選定的女性主義批評的理論角度,三是當代西方“政治正確”的文化大環境。本文將從另一個角度切人,聚焦於規約性語境與特定文本語境在讀者認知過程中的衝突,考察前者如何妨礙讀者對文本深層意義的認知,以及讀者如何需要顛覆前者來達到對文本深層意義的理解。首先讓我們看看作品的開頭:“大家都知道馬拉德夫人的心臟有毛病,所以在把她丈夫的死訊告訴她時,是小心翼翼,極爲注意方式方法的。是她的姐姐朱賽芬告訴她的,話都沒說成句;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地暗示着”(1)。
單看這一描述本身,看不出任何反諷意義。丈夫的死訊一般會對妻子造成重大打擊,何況是心臟有毛病的妻子。根據通常情況來看,衆人的小心翼翼是完全有必要的。也就是說,就文本提示喚起的規約性語境或規約性認知框架而言,這種描述不會產生任何反諷。但在“一小時的故事”的特定語境中,衆人的擔心則成了一種多餘,因爲馬伕人得知消息時並沒有像覺醒描述爲一種“不可避免的”“自然現象”,因而說明馬伕人自己的“天性”要求她走向覺醒(Lanser 258—59)。這種看法在女性主義學者中很有代表性,而我們在作品中看到的則恰恰相反:“她開始認出那正在向她逼近、就要佔有她的東西,她掙扎着,決心把它打回去”(2)。蘭瑟是造詣很高的國際知名學者,爲什麼對這種白底黑字會產生誤解呢?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規約性認知框架的巨大力量,蘭瑟的闡釋符合通常女性主義文學作品中的描述,這種通常的認知框架可以導致很有水平的讀者忽略具體作品的文字和語境所呼喚的特定認知框架。
爲了加強對馬伕人這位不安分的寡婦的反諷,肖邦還把馬先生描述成非常親切體貼的丈夫,並且把馬先生描寫成爲了馬伕人而活着的男人。讓我們比較一下下面三個版本(着重號爲引者所加):
(3)在那即將到來的歲月裏,沒有人會爲了她而活着(There would be no one to livefor her during those coming years.)。
(4)馬伕人相信她現在可以爲了自己而不是爲了丈夫而活着,但肖邦未說明馬伕人會怎麼安排自己的生活。
(5)“一小時的故事”挑戰了這樣的觀念:作爲妻子爲了丈夫而活着也就是爲了自己而活着。
例(3)中的“在那即將到來的歲月裏,沒有人會爲了她而活着”(3)取自原文,它像是用自由間接的方式表達的馬伕人的內心想法,也像是敘述者的評論,體現了兩者的一致看法。例(4)是國際著名肖邦研究專家博·塞耶斯臺(Per Seyersted)對作品這段文字的評論(Sey-ersted 111)。例(5)則是蘇珊·蘭瑟的評論(Lanser 251)。在用着重號標出的部分,例(4)和例(5)都跟原文呈現出相反走向。這是規約性的認知框架在起作用。在包括肖邦筆下的《覺醒》在內的各種女性主義作品中,婚姻束縛往往象徵父權制的壓迫,強調的是妻子所受的壓迫(是丈夫的私有財產,爲丈夫和孩子而活着),從而產生了一種規約性的認知框架。Seyersted和蘭瑟這兩位知名學者對肖邦筆下一目瞭然的文字的完全誤解正是因爲受到這種規約性認知框架的束縛。在此我們可以看到規約性認知框架如何壓制特定文本所呼喚的認知框架。規約性認知框架之所以能產生這種壓制作用,導致對文本的誤讀,就是因爲規約性認知框架與通常對肖邦的看法和女性主義的批評模式相一致,而具體文本所呼喚的認知框架則呈現相反走向。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當規約性的認知框架與文本特定語境所呼喚的認知框架發生衝突時,前者往往會佔上風,導致對後者的壓制和對作者旨在表達意義的誤解。這在“語境決定的反諷”和其闡釋中表現得比較突出。在這種反諷中,通常不帶反諷意義的言語(如“自由,自由,自由”)、行爲(如對身體不好的喪夫妻子的格外小心)或者物體(如藍天)在文本的特定語境中產生了反諷意義。這是作者對規約性語境的有意偏離,由此產生的意義屬於文本的深層意義或“潛藏文本”,它呼喚讀者顛覆規約性的認知框架,用符合具體文本語境的認知框架來加以取代。也就是說,若要把握這種深層意義,首先需要擺脫闡釋定見的束縛,避免戴着有色眼鏡先入爲主地看文本。在此前提下,我們不僅需要全面仔細地考察作品本身,而且需要考察這一作品與相關作品的互文關聯,以及作者的特定經歷或創作環境。只有這樣,才能在作者有意偏離規約性語境時,不會落入規約性認知框架所構成的闡釋陷阱,才能發現文本深層的“潛藏文本”。
注 解
①See (2010年2月23日)。
②本文中“一小時的故事”的引文均取自葛林譯“一小時的故事”,載朱虹主編:《美國女作家短篇小說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筆者對有的文字進行了改動。以下只標註頁碼,不再一一加註。
③參見申丹:《敘事、文體與潛文本——重讀英美經典短篇小說》(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九章。這一章以申丹在《外國文學評論》2004年第1期上發表的“敘事文本與意識形態”一文爲基礎寫成。但這些討論都沒有涉及“語境中的反諷”,也沒有探討規約性認知框架與特定文本語境呼喚的認知框架之間的對照和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