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果店主》中的交換模式
關鍵詞:格雷厄姆·斯威夫特 《糖果店主》 交換模式
以《窪地》和《遺言》傲立於當代英國文壇的格雷厄姆·斯威夫特,近年來受到國外文學批評界的持續關注。然而,相較於這兩部扛鼎之作,他的首部作品《糖果店主》遭到了明顯的冷落。其實,該小說蘊藏的豐富主題不斷顯現於作家日後的作品之中(Lea 17),而其中的主人公威利·查普曼也成爲斯威夫特筆下衆多人物形象的範本。因此,研究《糖果店主》和查普曼對整體理解斯威夫特及其作品大有裨益。本文試圖從交換模式這一視角切入,對該作品進行初步的解讀。
一
在國外出版的論著中,“交換”作爲《糖果店主》的重要主題之一雖然也有所提及①,但尚未對此展開深入探討。不妨說,“交換的模式”這一主題主要是通過查普曼得以體現的。查普曼沉默寡言,陰沉滯拙,按部就班,死死恪守種種微小的社會傳統(Lea 17),生活於他“每天都有其固定的模式”(swifl 25)。可是,如果說“模式”是查普曼行事的一大特性,那麼“交換”則是他處世的另一主要特徵。在他身上,這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從某種意義上說,交換是模式的基礎和保證。遵循模式、排斥變化和任何不確定因素,是他期盼和依賴的。然而,在人類社會中,總是有那麼多不確定性,而惟一不變的、可以確切掌控的似乎只有“物”,只有與之相關的“交換活動”了。在他看來,你給予,我接受;我給予,你接受——公平且簡單。可以說,他的模式化生活絕大部分屬於“交換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他將自己的“模式”系統建立在了交換的倫理基礎之上。
小說中充斥着一系列“交換”的隱喻,最爲引人注目的莫過於查普曼與艾琳的那場看似荒謬的婚姻交易。他們之間的婚姻是一場交易:她用一家糖果店,一個女兒,以及所有的責任來換取查普曼扮演丈夫角色,構築一場“沒有愛”的婚姻。這就是一場交換,一場影響他們一生的交換。對於查普曼而言,在他接受婚姻這個生活模式的同時,他也接受了這個模式中的“交換”。在這個模式中,一切都是圍繞着商品式的“物質交換”而展開,情感從人的生活中被完全摒除了。因此,在這次婚姻協議之後,查普曼身上所表達的“交換”特性愈發凸顯。
他生活在一間充斥着“交換”影子的房子裏。裏面的一切,包括“傢俱、陶瓷、玻璃器皿、被單和枕套”,都是婚姻交易中艾琳所提供的價碼。即使是艾琳後來所添置的瓷器水晶等裝飾品,也絲毫不含有任何感情烙印,而只是“投資”,另一種物質上的交換。正如艾琳所反覆強調的,這些東西會“升值”,能夠“保值”,可以換取更大的物質利益。
這種物質上“交換”環境的營造,加上艾琳在認知意識上的不斷提醒、監督,使得查普曼漸漸將自己完全納入婚姻這場交易中,進而納入整個“交換”環境和模式中。艾琳總是不停地提醒他“扮演好你的角色”,而這正是她交易內容的一方——一個扮演不談愛的丈夫角色的演員。她安排好他一天的行程:起牀,吃早餐,告別吻,上班,下班,在餐桌上向她彙報、整理賬簿……因爲那是角色的固定戲碼。“每當他反抗、逃避、討厭這些時(不過這樣的事很少發生),她就會發號施令,鼓動他,激勵他,讓他生龍活虎起來……”她會警示:“演好你的角色”(11)。即使當查普曼提出要在店內出售玩具時,她的肯定也並非出於情感上的順從,而被目爲“是否能賺錢”這一交換的條件。她的視線時時追隨着他,總是傳遞着那份警告與提醒,使他不得越矩一步。這種來自外界的提醒,漸漸在查普曼身上得到內化,所以多年來他一直不斷提醒自己“演好自己的角色”。這種角色扮演意味着對於某種模式的堅持,同樣也是對於婚姻這場交換活動的實踐。
女兒多蘿茜的出生,成爲這項交易中的又一個籌碼。“她是艾琳……所付的象徵性錢幣”(winnberg 77)。她的存在時時刻刻提醒着查普曼,他與艾琳之間存在的這場婚姻交易。她剛出生時,查普曼就意識到“(多蘿茜)只是在這場交易中一方所付出的價錢”(11),而他則是這場交易中的另一方。這種持續的心理暗示和身份定位,漸漸扭曲着他的自我認知。他逐漸迷失了自己作爲“丈夫”的一個“人”的身份,而執著於“丈夫角色扮演者”的身份。因此,當庫珀太太來店時,他“自命不凡地揮舞着自己的雙手……這與其說是出自某種驕傲,倒不如說是某種想不負她望、毫不退縮地扮演好自己角色的急切願望”(122)。事實上,對於這種“角色”定位的堅持,正體現了他對自己的物化——將自己視爲交換中“物”的因素,用物的交流代替了活生生的人的情感交流。
此外。查普曼的職業——他的婚姻交易帶給他的一份回報——“糖果店主”則更進一步將他塑造成新的“交換”載體。站在那櫃檯後面,他天天進行着不計其數的“交換”。在這些不斷重複的交換中,人的因素被極大地貶低了,有的只是物質交換的邏輯。在他的眼中,那些行人只是提出要求並用金錢來滿足自己需要的一方,而他只是提供他們所需物品的一方。當那些老主顧來店裏光顧,寒暄着:“晚上好,查普曼先生。”“你好嗎,查普曼先生?”或是“照舊,查普曼先生。”他也“沒有改變自己在他們心目中的店主的形象。他的回答總是:‘多多關照’或‘謝謝’。他們是顧客,他是店主。這是安排好的。在他們的印象中,他就像是個中間人,在櫃檯後跳來奔去,就像錢箱上的金額”(132)。
他牢牢遵循這一交換模式,努力扮演好自己的店主角色。他的回答頗具公式化且離間疏遠:“多多關照”和“謝謝”中沒有任何私人的情感,純然出於交換這一活動所需。於他而言,接觸了幾十年的顧客只是交換活動中的對象,而非獨立的個體。正如他對自己的定義——“中間人”——物與物交換的中間人。這正是他對於自身“交換邏輯”的自覺認識。當查普曼離開店鋪回家的時候,總是會帶上一大疊證券薄、交易簿、盈虧登記薄或是帳薄。這是他扮演角色的佐證;也是他對這個家庭的責任與愛的替代品。
正如麥爾科姆所述,查普曼從艾琳身上學到的特質之一,即是對物質交換的執著(Mal-colm 35)。隨着在思想理念上的定位和不斷強化,以及“交換”活動的持續進行,“交換”漸漸滲透至查普曼的認知系統,並被納入了他對於生活模式化的理解。
二
當查普曼成了這“交換”社會的一員,也由此開始行使自己作爲一名“交換者”的權利和義務,或者說實現自己的“功用”。而其中最大的功用在於:將一切納入“交換”系統。這一系統是指物質、金錢上的交換或交易,而排斥任何情感上的交流。因爲真正情感的給予或接受是無條件的。所以,當他將一切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歸結爲“交換”,歸結爲物質交易的意識和行爲時,便徹底切斷了自己作爲一個人的情感紐帶。馬克思說:“我們現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對世界的關係是一種人的關係,那麼你就只能用愛來交換愛,只能用信任來交換信任”(14)。而當這種關係變成人與物的關係,無法以情換情時,情感就無處可在。這種情感的缺失,集中體現在查普曼與其店員、史密塞先生以及多蘿茜的相處與交往上。
儘管與店員的關係本身就是一種建立於物質聯繫上的僱傭關係。然而,在一家小小的糖果店裏,這種僱傭關係應當是以相互之間的直接交流、接觸爲基礎的,也必然帶來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繫,如夥伴關係。這裏不妨以庫珀太太爲例。作爲糖果店裏的老店員,她對整家店鋪及查普曼可謂盡心盡力,理應成爲他忠誠且親密的夥伴。然而,對她“長期以來的忠心耿耿,他卻只是表現出禮貌的態度”(91)。“禮貌”意味着“生疏”,而不是真正的“用心”對待。事實上,他知道“在她的辛勞和堅毅之下,也守護着屬於她自己的一個個夢想”(163):一個安穩的家;擁有一家小小的糖果分店;成爲這家店的女主人等等。但是,庫珀太太所有的努力只能歸結到物質上:她永遠得不到她想要的東西,她“得到的只能是金錢”(38)。
在查普曼這個“交換者”的眼中,整個社會都充斥着“物質交換”,人際情感交流也不例外。因此,在爲自己設定的生命末日,當他試圖改變自己以往的模式,試圖向身邊的人表現出些許溫情關愛的時候,他所能做的也只是給了庫珀太太及其他店員一些額外的津貼,“一百英鎊”、“五百英鎊”等等。這就是他對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理解:情感的付出只是意味着金錢上的回報。當分完最後一封包有津貼的工資信封之後,他不由自主地喟然長嘆:“清償了”(204)。彷彿他與這些人就毫無關係了。
即使是對史密塞先生,這個查普曼唯一可以稱得上是朋友的人,他也將他們之間的交往定位爲一種“交易”,或“物質交換”。對查普曼而言,每次去史密塞的理髮店,其實就是一場“交易”:“他颳了鬍子,史密塞就得到一小撮菸葉和幾本供顧客閱讀的免費雜誌”(36)。即使是兩人在理髮過程中的交流,也被視爲是一場交易。不同的是,這不是金錢、菸葉或雜誌這種有形的交易,而是無形的“交換信息”:“‘威廉王子’酒吧的凱利、郵政局長福特、斯科菲爾德、漢考克……他們不都是每兩週來他這裏理一次髮的嗎?……如果在他們講話時無意中透露了祕密,那麼,作爲回報,史密塞難道就不能透露點滴有用的信息嗎?”(134)可以說,查普曼是以做買賣的方式來對待自己唯一的“朋友”。甚至於對自己原本極其珍愛的女兒,他也試圖通過物質,尤其是金錢上的交換挽回兩人漸漸流失的父女之愛。
由於查普曼對於模式的執著,曾經融洽的父女之情逐漸消卻。多蘿茜在“洗劫了”自己的家之後便離開了,而父親也在那一次似乎明白了女兒與這個家之間的決裂。儘管如此,他還是期盼着女兒的迴歸,也開始爲此而行動:以一萬五千英鎊爲“代價”試圖換取她的回家。但是,她輕描淡寫地回絕了這一請求。對於查普曼而言,女兒是自己當下最爲珍貴的“禮物”,想要找回她,就必然付出某種昂貴的代價。在他的邏輯中,這種代價是他一生的所有——“一萬五千英鎊”。然而,當這一交換並不能成功時,他所能想到的代價就只能是自己的生命了。在自己設定的生命的最後一天,他不斷地讓自己相信:“她會來的”(9,13,122)。而且,他選擇在多蘿茜生日那天自殺更具象徵色彩,更加體現了這種“交換”的意味:用生命去換取女兒“重生”,希冀她重新降臨到自己的生活中。多蘿茜可以說是查普曼最爲重要的情感寄託。他想用自己的生命換取她的歸來,他爲重新獲得自己缺失的精神情感而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只是這種努力最後還是沒有跳出“交換”意識的怪圈。如果說模式化的特性使他漸漸喪失了與多蘿茜之間的父女之情,那麼內化了的“交換”意識使他徹底割斷了與女兒的情誼,剩下的只是孤寂、悲傷和赤裸裸的“債務”關係。
“交換”漸漸融入威利·查普曼的生活和意識,他把自己物化爲“交換”的條件,將身邊一切活動都嵌入“交換”的框架。交換逐漸成爲他所依賴的模式化生活的主要內容,也自然成爲他處理各種社會活動所遵循的準則:用物質來衡量一切,包括人的情感。面對他人的關心、友情,甚至親情,他一邊暖昧地接納,一邊懷着一副“欠債”的心態,用金錢或其他物品加以償還。這正反映了其內心情感的缺失(Janik 74),表明他不會感受人的情感,也不知道如何去迴應和表達情感。然而頗具諷刺意義的是,他以爲可以了無牽扯地離開人世,卻不知道那些“額外的獎金”根本無法償清那些債務。因爲情感與金錢是無法對等的。
三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的小說總是“英國特定歷史時期政治、文化面貌的寫照”(舒程38),具有極強的歷史性。與此同時,裏面往往也滲透着一定的道德性和倫理關懷。正如斯威夫特在一些訪談中所坦言的,自己“更多的受到了英國小說人文主義傳統的影響”,③因而會在歷史現實的描述中加入自己對於人類和社會的深邃思考。《糖果店主》正是他的這種歷史性與道德性的絕佳結合體。小說向我們展示了二次世界大戰前後英國社會經濟變化的軌跡,也揭示了人們在此過程中的思想與生存狀態。威利·查普曼這一形象正是身處這個社會時期的人類羣體的代表。他的思維、疑惑、困境不僅是屬於他個人的,而且是整個社會的。
斯威夫特並未將查普曼簡單塑造成一個沉溺於模式化生活的潰敗者,而是賦予了他一個鮮明的“交換者”形象——個屬於商業社會中日益龐大的“商業化’’羣體而又兼具濃厚的物質交換意識的“消費者”。隨着戰後經濟的復甦,英國的物質生產得到了巨大的發展。小說中所描繪的私人轎車不斷普及、房地產業蓬勃興起、家居裝飾等非必需消費品大行其道的一幅幅畫面,都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物質高度發達、商貿日趨繁榮的商業社會或“消費社會”。在這個“物”無所不在的社會中,一切活動都是以物的交換爲準則,物成了一切的所指。人們“將自己的情感投射到符號/物品上”(蔣道超666),用物品交換代替了情感的交流。因此,查普曼的一切都被劃入了“交換”的範疇:婚姻成了一場交易,女兒成了交易的砝碼,而自己成了交易的代價,甚至企圖將情感變成交易的對象。物的充斥矇蔽了人們的雙眼,他們不明白情感絕不能成爲交易的對象,因爲這種交換本身排斥任何感情因素。查普曼不能去愛,不能去關心別人,面對別人的關心也只能以金錢爲報;即使面對自己的女兒,他也只能用自己的所有——包括自己的生命——去挽回,卻忽略了那是需要心與心的交流,而無法用商品交換方式來實行的。最後,當他按照自己無法掙脫的模式化設定獨自在家裏結束自己生命的時候,這是何其悲涼的一幅畫面!他渴望情感的充實,卻始終沒能衝破鋪天蓋地的“商業交換”所編織的鐵網。他孤寂卻無奈的一生,成爲商業與物質發達的現代社會中現代人生活的縮影。有評論家稱《糖果店主》是“戰後最爲令人哀傷的小說”(Malcolm 24)。這種哀傷正是來自於迷失了自我卻永遠得不到救贖的遺憾與悔恨。
斯威夫特塑造了威利。查普曼這一極具悲劇色彩的現代人形象。在他身上,交換與模式化兩種特性得到了完美的結合:交換是模式的內容;同時也是模式的保證。然而,正是這種滲透於模式化生活中的交換意識造成了他的孤寂、自我迷失、以及最終的自我滅亡。這是社會的悲劇,現代人的悲劇。整部小說着眼於現代社會中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物之間、個體與歷史之間連續性關係的斷層(Lea 18)。而查普曼則是這種種關係與矛盾的實體化體現:物的膨脹與歷史的更迭豎起了層層屏障,橫亙在個體與個體之間,阻礙着他們的交流。尤其是,物質充斥着生活的各個角落,將人類生活中不確定的、無從解釋卻又是最本真的情感排除在外,使人失去其最爲珍貴的組成部分。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體現了斯威夫特對現代人的生存狀態,尤其是精神世界的思索與探究。
注 解
①例如,溫博格認爲,小說“向我們展示了淪於交換邏輯的現代社會駭人畫面”(Winnberg 76);麥爾科姆在其《理解格雷厄姆·斯威夫特》一書中,亦指出小說中充滿了對“物質交易、金錢和物質交換的指向”(Mal-colm35)。
②本文引用的作品均出自Graham Swift,The Sweet-Shop Owner(New York:Washington Square Press,1985),漢譯均由本文作者自譯。以下凡引用作品,只註明原文的出處頁碼,不再一一說明。
③參見丁曉紅譯:“格雷厄姆·斯威夫特訪談錄”,《當代外國文學》4(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