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文學畢業論文
在二十世紀後半葉至今的英國文學發展之中,在不同的時間內伴隨着社會歷史的不斷髮展,英國文學的創作視角也在不斷髮生着變化,創作手法也伴隨着社會的發展產生不斷的創新和豐富。下文是本站小編爲大家整理的關於英國文學畢業論文的範文，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淺談英國文學思想發展史
引言：
14、15世紀的歐洲經歷着一場資本主義的大潮，面對這股潮流，人們渴望重新發現自己的自然感性生命，渴望以自由爲基礎的主體地位。意大利的思想家、藝術家們首先在思想文化領域裏掀起了一場假託恢復古希臘，古羅馬的文化的復興運動。這場運動後來演變爲政治、倫理、文化上的鉅變。
一、早期文學中的宗教思想與人文精神
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文學所處的時間大約在1500-1660年間。她是一個重大的突破時期。她喚起了理性的覺醒，將“人”再次擺在了思考的中心。活躍在這個時代前沿的人文主義者用其風格獨特的文學作品表達了人的種種複雜特性，處在歷史突變的洪流中，他們既歌頌人的偉大，富於創造，強調個體的重要也同時省視人的渺小無力，焦慮時代的憂患，感嘆命運的悲愴。他們並不完全否定神明，卻更積極地肯定人的自然感性生命和理性的邏輯分析，重視科學的偉大作用。一時間翻譯家、小說家、戲劇家、哲學家、詩人如天幕中璀璨的羣星，照亮了英國近代文學史的開端。人創造了歷史，歷史又制約着人的言行，再偉大的人物也離不開歷史的母體。那麼，是什麼樣的時代孕育出了這些偉大的人文主義着呢?
二、人文主義思想的興盛
14至15世紀的歐洲經歷着一場資本主義的大潮，面對這股潮流，人們渴望重新發現自己的自然感性生命，渴望以自由爲基礎的主體地位。然而中世紀的政治體制和基督教會無法滿足這種要求，處於經濟發達，交通便利，國家分裂的意大利的思想家、藝術家們首先在思想文化領域裏掀起了一場假託恢復古希臘，古羅馬的文化的復興運動。這場運動後來演變爲政治、倫理、文化上的鉅變，波及法國和西班牙，於15世紀以後抵達了英國。
16世紀的英國正處在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時階段。在經歷了大瘟疫之後，商品製造業，特別是毛紡織業尤爲發達，逐步形成了一個以城市爲中心，以市民階級爲支柱的工商金融體系。鄉村裏，瘟疫之後勞動力的缺乏和地主貴族的圈地運動導致了“羊吃人”的慘劇，失去土地農民涌入城市成爲廉價的勞動力。16世紀自世紀初都鐸王朝的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成立英國國教會，政教合一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在國力不斷強盛的背景下，英國國民的熱情也隨之空前龐大，多元化的經濟造就了公民自由平等思想意識，並帶來了科學和文藝的大發展。儘管人們常常喜歡將文藝復興放在中世紀的對立面上加以考察，而且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認爲它是“黑暗的中世紀”，但是歷史是延續發展的，中世紀東、西教會的分裂讓大量古希臘、羅馬的著作避免了和羅馬帝國一起毀滅的厄運。而且基督教哲學也還是繼承了西方傳統思想中對人的悲劇性命運的思考。“基督教世界不僅保存了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各種思想文化內涵，而且深化了這些內涵中的悲劇精神。”
在14世紀時，喬叟就寫下了著名的《坎特伯雷故事》，此外諸如《農夫皮爾斯之幻象》、《高文爵士和綠色騎士》等都爲英語詩歌及英語這個語言的形成做了準備，但是英國文藝的真正復興卻是在一百多年以後。起初文藝復興表現爲大量翻譯古希臘、古羅馬的著作和中世紀晚期意大利、法國、西班牙的著作。一開始採用的多是法文和意大利文，水平參差不一，後來有許多譯者用優美的英文再現了原著的精妙，發展了英語的表達力。其中較有名的是喬治·查普曼翻譯的荷馬史詩，它的影響一直持續到19世紀，成了浪漫派詩人濟慈的啓蒙讀物之一。在日耳曼，宗教改革擠走了文藝復興，而在法國，文藝復興又揚棄了宗教改革。
可是在英國，這兩者卻互相交融。宗教改革激進的浪潮不斷推動人們思想的深化，爲之注入新的內涵。文學藝術的發展又反過來增強了人類思想的表達形式，提供了紙和筆做成的劍與匕首。伊拉謨斯的《愚人頌》、拉伯雷的《巨人傳》、蒙田的《隨筆集》曾經是文人逃向思想之鄉的抵抗。
但是到了英國文藝復興時期，那些是既是詩人同時又是國家大臣、改革家、哲學家的人們，已經不滿足於暗喻和影射，象莫爾爵士描寫了《烏托邦》抒發政治理想，彌爾頓繁多的戰鬥小冊子都是將關懷世人的眼光從象牙塔裏轉向實際的作爲。這使得英國的文學呈現出更多的交雜性，多樣性。在潰裂的信仰和國家內戰中，這些生逢亂世的英雄們敢於行動，富有野心又幽默機智但亦表現出對生存和死亡的悲觀、彷徨。於是莎士比亞借丹麥王子之口開始質問道：“是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三、啓蒙思想的全面展開
隨着英國政治革命的展開，17世紀開始英國作家們開始從對人性的追求轉爲對理性的思考。在哲學領域，約翰·洛克在《人類理解論》中全面深入解釋了經驗主義的核心觀點，認爲人類一切知識的泉源就是經驗。洛克開創的經驗主義被後來的喬治·貝克萊以及大衛·休謨等人繼續發展，成爲歐洲的兩大主流哲學思想。在科學領域，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號召人們採用實驗調查法。他認爲要清楚頭腦中一切錯誤的觀念，偏見和幻象，就要首先收集事實，通過科學化的實驗方法，歸納推理手的段從這些事實中總結其差異性，尋求性質和特點，最後得出結論。這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歸納法。
在政治領域，托馬斯·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指出，人因爲貪婪自私的本性一直髮生戰爭，要讓社會和平，結束戰爭，就必須制定社會契約。在這種博弈的社會關係中，有必要通過訂立社會契約來規範所有人的行爲，以達到自我持存的目的。他認爲君主政體是實現契約原則的最好形式，這也正是影響深遠的君主立憲制的最初形式。在宗教領域，伴隨着宗教生活的多元化，以約翰·班揚爲代表的社會底層民衆與約翰·彌爾頓爲代表的中產階級爲爭取平等的宗教權利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
四、總結
這是英國曆史上最有學問的時期，文學一方面十分接近學問和哲學。另一方面卻又接近人生和行動，這情況是別的時期所無。英國語言和語言用法到此初次達到一種有紀律的成熟性，卻沒有失去青春期的新鮮和色彩。在散文和詩歌兩方面，用詞都結合得自由靈活，既平易，又華麗，既有書本氣，又有口語味。十七世紀之後，科學的地位確立了，方法論的基礎成型了。人們去大自然中不斷尋求知識，去人的內心摸索人類的信仰、精神、生存等的奧祕，從此再沒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止人們發現真理，由此英國文學也進入了另一個階段。
英國文學畢業論文篇2試論英國文學中女性文化主體地位的發展
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中的巴斯婦人、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中的波西亞、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中的簡·愛和《謝利》中的謝利，這四位女性形象是英國文學中女性爭取婦女主體地位的典型代表。通過分析這四位女性人物所表達出的女性意識，我們可以看出在英國文學中，女性的文化主體地位的發展經歷了覺醒、抗爭和確立三個階段。在父權制的社會中，婦女要擺脫他者的地位，擺脫受壓迫的地位，除了具有強烈的女性意識，贏得自己在婚姻愛情上的自由外，更應該關注女性本身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問題。女性只有作爲第一位的、獨立自在的人來表現，有着自己的尊嚴和存在的價值，才能真正體現婦女的主體意識，才能真正確立婦女的文化主體地位。
[關鍵詞]英國文學;女性形象;女性意識;文化主體地位
文學作品的廣泛流傳和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是分不開的。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中的巴斯婦人、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中的波西亞、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中的簡·愛和《謝利》中的謝利，都是英國文學中出色的女性形象，至今仍是學者研讀的熱點。雖然作家所處的時代、階級或是階層不同：巴斯婦人處於中世紀的背景下，波西亞處於文藝復興時期，簡·愛與謝利雖同處於維多利亞時代，但兩人的階層又不一樣，作家筆下塑造的這四位女主人公，都是在以男權統治爲中心的社會裏，爲自己的愛情、婚姻和自身存在的價值努力奮鬥的女性，她們是英國文學中尋求婦女主體地位的代言人。這些被塑造的女性顛覆了父親在家庭中的中心地位，“打破父權家庭莊嚴、神聖、秩序井然、溫情脈脈的伊甸園神話”。
弗吉尼亞·伍爾夫曾在《一間自己的屋子》中指出，“千百年來的人類社會在根本上是父權制社會，父權制作爲一種家庭——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的體系是支撐父權制社會的中心之支柱，它迫使婦女處於屈從的地位，壓抑男女兩性身心健康發展，阻礙人類文明的進步”，只有徹底推翻這種體制，女性才能真正獲得解放，人類才能真正獲得自由。這四位女性分別處於三個男權高漲的年代，女性想擺脫受壓迫、受屈辱的地位更是難上加難，正因爲如此，這四位女性的反抗意識和反抗精神才更爲可貴。這四位出色的女性人物的塑造，向讀者描述了英國婦女的生活狀況和種種困惑，突顯了女性意識的覺醒和她們的反抗意識。本文通過分析這四位女性形象，發現英國文學中女性文化主體地位的發展經歷了覺醒、抗爭和確立三個階段。
一、覺醒的階段
中世紀著名神學家聖·奧古斯丁在《婚姻之善》中說：“人類社會最初之自然紐帶是夫妻關係”[3]。因此“婚姻是社會的基礎，夫妻是人類尋找精神家園路途上最重要的伴侶，而維持正確美好的夫妻關係對人走上正道更是至關重要”[4]，但與之相反，中世紀盛行的基督教傳統，一直都把妻子看作是丈夫的附屬物。而且，在14世紀仍是等級君主制的英國社會中，忠貞的觀念只是被用來要求婦女，一夫一妻制只對婦女有效，破壞夫妻忠誠仍然是丈夫的權利，社會允許男性再娶，卻鼓勵女性最好繼續保持忠貞。
這是一道無形的打不破的枷鎖，可是喬叟筆下的巴斯婦人卻有意破壞這種歧視女性的規則。巴斯婦人宣稱：“祝福上帝，我也結了五次婚!……學府進得越多，學問越完善，在不同的工作上愈多操練，確可造就出盡善盡美的巧匠來;經過了五個丈夫，我也成爲這一門學問的專家了。我歡迎第六個來，不論何時”。巴斯婦人略帶嘲諷的話語透露出她的激進的女權思想，認爲女性在婚姻的選擇上有着和男性一樣的自由。
在中世紀城市裏，寡婦的比例很高，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男子普遍晚婚。“青年男子在完成6～10年的學徒期後，還要做一段時間幫工纔能有一定積蓄，要做作坊主則需要更長時間，因而在中世紀市民階層中，男子成家立業較晚，老夫少妻的現象比較多”。很顯然，巴斯婦人和她的前三個丈夫均屬此現象，巴斯婦人提到自己的五個丈夫“他們中間有三個是好的，兩個是壞的;三個好人，富有而年高，他們差不多不能實行對我的條件……”。
在男權社會中，男人害怕並且總是設法壓制女性的性慾，因爲她構成了男性主導地位的威脅，像這種對性慾的要求，直接出自女性之口是可怕的。而巴斯婦人無所顧及，直白地道出了自己的心聲，認爲沒有性慾的愛是一種束縛，她衝破了社會上對女性的道德的壓迫和束縛。巴斯婦人大膽地說出了她赤裸裸的愛的慾望，打破女人必須要爲一個男人守貞潔的枷鎖，她咄咄逼人的話語指向基督教教義，指向男性。
恩格斯在《論封建制度的解體及資產階級的興起》中說：“在封建社會內是市民、手工業者完成變革……使歷史向前邁進”，這說明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並不都是靠男性來完成的，女性在社會的發展中也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而1363年英國的一條法令也曾規定男性只能選擇一個固定行業，婦女則可跨行業工作，“國王及其樞密院打算讓釀酒、烤麪包、梳棉、紡紗、毛紡、麻紡、絲織以及所有其他手工操作的婦女可以照常自由地工作，而不受任何非難或者傳統習慣的限制”，儘管有這樣的法令存在，但是婦女的工作能力不被認同，與她們的社會地位不相符合。
巴斯婦人是一名織布能手，是推動歷史向前邁進的成員中的一員，能夠自食其力，足跡遍各地，見多識廣，有着清醒的女性獨立意識和不依賴於男性的經濟基礎，她不像喬叟筆下的其他女性，小鳥依人、溫順地躲避在男人的樹蔭下，她並沒有因爲結婚和繼承她死去的丈夫的遺產而忽略她所從事的織布行業，繼續倡導女性在家庭中的主導地位，倡導女性自我存在的價值，她不承認傳統的對待女性的道德規範，也不肯扮演女人的傳統角色，否認男人把女人當作貨物來看待的行爲，否認男人鄙視女人，把女人比做四害之一的說法;她敢做敢爲，奮起反抗，對待她的丈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並最終贏得勝利，獲得主導權。表達了她對父權社會道德觀及價值觀的蔑視，因而她被第五個丈夫當作惡婦來看待。
巴斯婦人的一切行爲簡直就是現代女權主義的宣言。在等級森嚴的中世紀社會裏，她還大力宣揚女人的權利，並激烈主張家庭應由女人主宰。她大膽地挑戰男權傳統，爲女人辯護，認爲女人有選擇愛的權利和選擇婚姻的自由，她的行爲不啻爲晴天霹靂。與巴斯婦人的“膽大妄爲”相比較而言，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中的波西亞在婚姻問題上顯得更聰慧，更隱蔽，她在尋求幸福上所展現的女性意識是一層一層顯露出來的。
文藝復興時期恰值西歐封建 社會行將崩潰、新興資產階級剛剛登上歷史舞臺的大過渡時期，新思想與舊觀念雜糅並存且鬥爭激烈，而文藝復興時期的婚姻觀念較中古時代仍沒有多大的進步，婚姻仍然是金錢和利益關係，父母有權決定子女的婚姻。波西亞的父親死前就曾立下遺言，要用金銀鉛三個匣子爲她擇婚。波西亞對此厭煩地感慨道：“唉，哪裏談得到‘選’這個字!我不能選中我所情願的，也不能拒絕我所不願的;一個活的女兒便這樣受一個死的父親的遺囑的約束” 。
但是她沒有做盲從的奴隸，而是在服從與選擇之間含蓄地趕走了那些前來求婚的王公貴族、達官貴人，只把機會留給巴珊尼歐，一個既非王公貴族又非萬貫家產的年輕人。最後聰明的波西亞用歌詞暗示巴珊尼歐選中鉛盒，最終和巴珊尼歐有情人終成眷屬。在婦女戀愛不自由、婚姻不自由的文藝復興時代，三匣選親是波西亞渴望甜蜜愛情生活和大膽追求現在生活的真情流露，是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是對當時籠罩於歐洲人們頭上的宗教禁慾主義的大膽挑戰和無情的嘲弄。
而第五幕的波西亞巧奪指環戲弄丈夫更是她在婚姻上要求男女平等思想的體現，忠貞不只是男人對女人的片面約束，婦女也有權利要求丈夫忠實自己。具有大膽叛逆性格的波西亞，在她身上體現了文藝復興時期英國乃至整個歐洲社會中新興資產階級女性追求個性自由，個性解放的時代風氣，在她的心目中，門第、等級與金錢不再是愛情的基礎，終身大事的決定權在當事人自身。她用父親遺留下的財產去救助丈夫的朋友，後女扮男裝成 法學博士趕去威尼斯，在法庭上她的欲擒故縱、以退爲進的策略的運用充分顯示出新時期新女性的聰明機智。
波西亞意識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女人去追求和獲取愛情已屬不易，更何況是爲了友情去奉獻和施與。德國詩人海涅高度評價了波西亞，曾在《莎士比亞筆下的女角》中寫道：“鮑西婭似乎應當作爲那朵希臘精神的後開之花……這朵嬌豔的鮮花在16世紀時，從意大利向全世界噴發可愛的芳香，這朵嬌豔的鮮花，直至今天我們還珍惜她，高度評價她”。
爲追求幸福、美滿、自由的愛情生活，巴斯婦人和波西亞敢於衝破封建的樊籬，有自己的主見，不畏父權與夫權，在尋找自己的幸福的路途中，她們認爲追求自己的愛情，追求自己的婚姻生活，纔是真正的幸福;面對婚姻的選擇，她們有自己的抉擇，有着清醒的獨立意識，在愛情婚姻中體現了自我存在的價值。
二、抗爭的階段
與巴斯婦人相媲美的是夏洛蒂·勃朗特筆下的簡·愛。《簡·愛》出版時，正是英國資產階級民主運動與工人運動高漲的時期。在當時的英國，雖然實行了資產階級民主改革，但婦女遠遠沒有獲得平等權利，社會上仍然流行着好女人的認同方式。好女人是“家中的天使”，是好女兒，好妻子，好母親。
她要心懷感激丈夫賜予她的身體的和物質的安慰，她的生存目標是孝順父親，取悅丈夫，撫養兒女。這樣的女人沒有自我意識，沒有自己的身份，也不能表達自己的想法。她終其一生要竭力符合社會要求的行爲模式，要符合男性規定的女性的形象即貞潔、顧家、慈愛、無私。家是她“被派定的歸屬，同時也是牢籠，將她與世隔絕，蟄居於被動馴服的無自我意識狀態” ，如果她斗膽冒犯父權社會規定的責任、義務，男權社會馬上稱其爲魔鬼、禍水，即壞女人。
簡·愛這樣自尊自強並反抗以男權爲中心的社會的女性形象打破了當時社會上流行的既定的婦女形象的界限，“這樣的人物塑造使女性從‘邊緣走向中心’，從‘他者’躍居爲‘主體’，否定了傳統的婦女觀念，解構了男性中心及父權社會對婦女的界定” [12]。簡·愛貧窮、弱小，長得難看，但是卻發出了婦女要求男女平等和對男性壓迫者的憤怒的抗議的呼聲。面對她的表哥約翰·裏德的壓迫，簡·愛忍無可忍，在仇恨與恐懼的交織下，她喊到：“你這男孩真是又惡毒又殘酷!你象個殺人犯——你象個虐待奴隸的人——你象羅馬的皇帝”!
結果是被關進紅屋子裏，即使這樣簡·愛也沒有投降，也沒有承認錯誤;面對勞渥德學校的布洛克爾赫斯特先生——強迫把女孩子當“天使”的忠實執行者，強加給簡·愛的懲罰，面對這種恥辱，她也控制住了正待發作的歇斯底里，昂起頭，在凳子上站穩，同樣沒有任何悔意;面對羅切斯特先生，儘管她深愛着羅切斯特，儘管她對羅切斯特吐露了愛意，但是她要求的是男女平等的愛，當羅切斯特欺騙了簡·愛時，當羅切斯特的愛威脅到簡·愛的人格獨立時，她靠着堅強的毅力，在精神上控制着自己，保全了自己作爲女性的完整，離開了羅切斯特;面對聖約翰的無形的壓迫，他要求簡·愛緊緊地跟隨他去傳教，不能追尋世俗的樂趣，“至於簡·愛作爲一個人，作爲一個女人的存在則完全在他的視野以外”，但是簡·愛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麼，知道自己有選擇生活道路的權利，不會是“家裏的天使”。
這幾種男性對女性不同形式的壓迫，把簡·愛這個特殊的女性更完美地呈現在讀者的眼前。“簡·愛讓你欽佩她，愛她，愛她的堅強正直，愛她那顆誠實、善良的心，愛她那奇特的但富有魅力的本人” 。
夏洛蒂·勃朗特筆下的另外一位女主人公謝利同簡·愛一樣遭到當時社會上衆多人的非議。她的境遇與波西亞相似，同樣是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擁有遺產、美貌聰慧的女性，同樣是和既不富有也無地位的男性路易斯結婚。但是謝利的女性意識更坦白，更直接，她在拒絕姑父爲她尋找丈夫的同時，還要與把她作爲一項財產而行使家長權利的姑父做艱苦的鬥爭 。
謝利從未認爲自己是那種集謙卑、柔順、犧牲、忘我等品德於一身的忠順馴服的溫柔女性，謝利當着她叔父的面摟抱路易斯，打破了那種女方含而不露的傳統，把森嚴等級的階級觀和金錢至上的愛情觀踩在腳下，公開表白了自己的愛，這不僅是謝利在婚姻問題上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更是與維多利亞時代紳士淑女的虛僞的道德規範進行的正面的對抗。
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婦女不僅在 經濟和 政治上存有依附性，甚至受 教育的權利也是受限的。當時絕大多數婦女似乎也承認，“與男性相比，婦女天性智力低劣這種觀念，她們對自己的依附性全無自覺意識” 。但是從謝利和簡·愛兩位女性身上，我們看到了與其他女性截然不同的女性風采。謝利是富裕階層的單身女子，她不用爲生計發愁，可以在自己家裏接受教育，從事社交活動。但是我們從謝利的法語作業，從她對工人運動 發表的看法，從她聯合衆人進行募捐，我們可以看出謝利不是附庸風雅的女性，她的眼光是獨特的。
她能敏銳地捕捉到社會上的風起雲涌並且及時地採取措施，這種能力是衆多男性望塵莫及也是無法做到的;她願意出頭露面做男人們做的事，她還有許多頭銜比如治安理事、教會執事等;她對婦女的天性和作用作了超出時代的探索，她和卡羅琳一起追求自由的生活;她直言不諱地批判那個時代的習俗，並試圖以“聖經和神話的大雜燴”爲基礎設想一套適合女性 發展的行爲準則;謝利用具體、果敢的行動來表達她作爲婦女不止於在口頭上渴求自由，要求解放。“她是一個強大的叛逆者，是當時最不爲習俗所拘束的傑出人物” 。
而簡·愛通過自身的遭遇，瞭解在以男性爲中心的社會裏，女性如果要求享有與男性同等的地位與權利，要求得到社會的認可，首先必須在經濟上獨立，婦女只有擁有獨立謀生的本領，才能擺脫其附庸的地位，才能達到精神上的獨立。維多利亞時期的女性被認爲是極其安靜的，“她們應該限於做做布丁、織織襪子，彈彈鋼琴、繡繡口袋，如果她們超出習俗宣佈的女人所必需的範圍去做更多的事、學更多的東西，他們因而就譴責她們，嘲笑她們” 。因此爲受過教育的女性提供的 工作機會是極其渺茫的，但是簡·愛向男性的偏見提出挑戰，選擇做一名家庭教師。儘管家庭女教師社會地位低下，可是簡·愛卻在走上社會，自食其力的生活中邁出了珍貴的一步。
在致喬·亨·劉易斯的信中，夏洛蒂就《謝利》一書，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不管人們怎麼想，當我寫作的時候，我不能總想到我自己，不能總想到婦道人家的典雅優美;我提起筆來，從來不依據這些條件或考慮這些觀念。如果我的作品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才受到容忍，那麼我將在公衆面前消失，不再打擾他們。簡·愛和謝利，她們的言語與行爲確實是與當時的
社會觀念相背離的，她們敢於爭取，敢於直接表達自己的愛，敢於明目張膽的反抗男性權利的壓迫，她們已經具有強烈的自我存在價值意識，她們並不像其他的女性單純的爲了尋找避難所而結婚，爲了完美的傳統女性形象而委曲求全，她們知道自己生活的目的，有着強烈的獨立自主意識;她們的行爲是對於爲了追求金錢、社會地位的婚姻進行的抨擊，也是女性自主意識和自我存在的體現，也是爲了尋求自己的幸福做出的努力和抗爭。
三、女性文化主體地位確立的階段
父權制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產生的，婦女地位的衰落是由於婦女退出社會性的生產而出現的。總體上說，婦女的社會角色由男性界定，她們在教育、財產、公民權、大衆生活及勞務市場的境況被男性所限囿，被母親、孩子和家務勞動所桎梏。無論是中世紀的女性，還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女性，抑或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隨着社會意識形態的改變，她們的家庭地位和所受到的教育也在逐漸改善。
但是極爲有限，對待男性和女性的教育原則的不同導致男女所受到的教育也不一樣：男孩子在進行職業競爭，在征服世界，女孩子則在家庭義務範圍內準備未來的生活。父母用社會上的道德規範來塑造她，男子可以得到全面的個性發展，女性則被置於一種僕從地位。就這樣，女性淪落到一個十分可悲的地步。
巴斯婦人在家中的至高無上的地位是通過她的反抗獲得的，她支配着她的丈夫和他們的財產，實際上她制服的是壓迫女性的男權思想和禮教。但是，巴斯婦人爭取的勝利只是家庭中的婚姻和愛情的勝利，她在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受教育方面仍然是不平等的。
波西亞作爲富有的女繼承人、睿智的律師和忠實的妻子，被認爲是文藝復興時期最富有人文主義光彩的女角，但是波西亞流露出更多的有意識的妥協和無意識的順從。
她雖然對父親的遺囑不滿，卻沒有想要打破那種社會枷鎖，沒有對父權制社會強加於婦女身上的不平等的婚姻關係公然做出挑戰，只是採取了一些變通措施，用自己的智慧來反叛當時的道德標準，雖然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但這種反叛是不徹底的，仍然只是一種妥協。波西亞婚後，她的身份沒有任何改變，我們可以看到“她有一顆柔順的心靈，願意把它奉獻給你，聽從你的指導，把你當作她的主人、她的統治者和君王。
我自己以及我所有的一切，現在都變成你的所有了”。波西亞的表白和行爲充分說明男權的道德標準已經內化在女性的心中，內化了父權制意識形態中不平等的兩性關係模式的鮑西亞已經開始從男人的視角審視自己，自覺地迎合並取悅對方價值標準，巴珊尼歐又成爲她的另外一名支配者。一般說來，婦女如果安於家室，潛修好德，那麼她會好得多，然而怪就怪在男子對她們的看法：“他們可以原諒她們有失婦道，卻不能原諒她們由於有傑出的才能而引人注目。
只要她們無才，他們就可以容忍她們心靈的敗壞，而最完美無缺的善良正直倒很難被看成是一種真正的優點”。當時的社會要求是這樣，所以熱情慷慨、仗義疏財的波西亞沒有讓自己的聰明才智在她的丈夫面前顯示出來，而只是一心一意地讓巴珊尼歐認爲她是一位賢德、乖順的妻子，從這一點來說，她比巴斯婦人要遜色許多，波西亞雖然意識到女性需要有自我存在的價值，但是這種價值仍然以她的丈夫爲軸心而轉動，忽視了自己的主體地位。
謝利與波西亞一樣能夠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幸福，可以說是在婚姻上有着自己獨立的女性意識。但是因爲教育限制了她們，限制了她們在社會上所表現出來的能力，她們本可以憑藉着自己的地位和雄厚的經濟基礎有一番轟轟烈烈的作爲，但是最終還是屈服於男權。路易斯向謝利求愛時說道：“對這樣一個人，我很願意先做她的老師，然後再做她的丈夫。我要教她說我的話，熟悉我的習慣，懂得我的一些基本原則”，謝利對此並未做任何反駁，可見即使無地位無金錢的路易斯也想用傳統的精神枷鎖束縛住謝利，希望她溫順、乖巧，而謝利也欣然接受。
雖然波西亞走出社會，在法庭上幫助丈夫和朋友贏得了官司，但是法庭上的波西亞已經不是波西亞本人，而是一位男性律師，她的話語權是被當作男性發出的，作爲女性而言，她依然沒有話語權，仍然是他者，沒有突破婦女的侷限性。
而謝利在贏得了愛情後，她先前的一切激烈的、反叛的思想與行動也消失殆盡，無所作爲。對於波西亞和謝利來說，婚姻抹去了她們先前激烈的自由平等的自我意識。在一定程度上說，這兩位女性只是從家庭中繼承了遺產，沒有親身體驗過辛勤的勞動，仍沒有意識到女性在社會上真正的自我價值的體現。
從倡導女性主導權的巴斯婦人到運用頭腦選擇丈夫的波西亞到衝破阻礙和常規的謝利，這一組跨越世紀的強大的女性形象撞擊了人們對男女關係的固有觀念，喚醒了女性自立、自強、自尊的意識的覺醒，但由於女性有着教育與閱歷的侷限，她們不自覺地被傳統觀念影響，她們沒有能在要求人格獨立、爭取平等權利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更堅決;父權意識束縛她們，所以她們的覺醒只是在家庭或是經濟領域內女性的覺醒意識，而沒有更深入更廣泛的社會領域也就是政治領域的覺醒。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792的《女權辯護》中就已經明確指出由於女性在教育上的不足及經濟上依附於男性，妨礙了女性成爲“應然”的理性和道德的動物，女性應在政治權和公民權方面享有和男子平等的權利。
勃朗特率先回應了這個問題，並指出女性的主體地位的確立是建立在經濟獨立的基礎上的。她的筆觸深入到女性的內心世界，凸現了女性自尊自愛的美好人格。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和主體意識的代表當首推簡·愛，簡·愛和巴斯婦人、波西亞同處於男權制社會強加於女性的被動地位，但她們的反抗精神卻不可同日而語。簡·愛雖然貧窮、弱小、相貌平平，但卻敢愛敢恨，被視爲被壓迫婦女反抗男權社會、追求平等與獨立的典範。
簡·愛的身上洋溢着強烈的反抗精神，敢於表達自己的獨立思想，敢於衝破世俗的樊籬，做出自己的評判和選擇，超越女性在愛情婚姻市場上讓人挑選的被動地位，“是英國文學中第一個對愛情、生活、社會，以至宗教都採取了獨立自主、積極進取態度的全新的女性形象，其藝術魅力歷經一個半世紀仍經久不衰”。
簡·愛追求自己在愛情上的自由，婚姻上的平等，不會因爲與羅切斯特在地位和財產上的巨大差距而畏縮;不會爲企求愛情而放棄自己的個性與人格;在經濟上，堅持有一份獨立的工作，不依附於羅切斯特;簡·愛在爭取自身權利方面邁出了第一步，她擺脫對丈夫的依附地位，追求獨立的地位，從丈夫的“附屬品”和私有財產的“物”的地位，變成獨立的“人”。
簡·愛爲保持自己的人格獨立和尊嚴，對不合理的、虛假的社會秩序進行了強有力的抨擊和鬥爭，同時她作爲勞動者中的一員，“已經率先走出家門，與男子一樣養家餬口，突破了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尋求到自己存在的價值，把自己當作主體來看待，認識到自己的屈從地位，起而抗爭。可以說，簡·愛這個形象成功地代表了英國文學中女性文化主體地位階段的確立。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早就提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使婦女經濟上不再依賴於男子;婦女解放的第二個先決條件是必須“依靠現代大工業”，只有在高度發達的工業化社會裏，纔可以想象婦女能夠真正得到解放;第三個先決條件是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即“把私人的家務勞動溶化在公共的事業中”。因此，婦女只有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獲得獨立，婦女作爲社會上獨立的人的地位纔會真正確立，婦女的文化主體地位因而也就能真正得到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