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創作藝術的“聚和性”
內容摘要: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創作藝術定義爲復調結構,但卻迴避了形成這一結構的思想根源,以往學術界常常是從作家的創作心理和世界觀的矛盾中去探索根源,在社會現實生活和人自身的複雜心態中去尋找闡釋。本文則將從俄羅斯民族信奉的東正教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宗教意識和文藝創作方法入手,發掘其復調小說結構藝術形成的深層緣由,即東正教的“聚和性”意識。
關鍵詞:“聚和性”意識 陀思妥耶夫斯基 特魯別茨科伊 小說創作
20世紀蘇聯著名文藝理論家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學問題》一書倍受學術界的讚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創作藝術也被定義爲淵源於莊諧體樣式的復調結構。然而,凡是閱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讀者又往往會感某種缺憾:小說中瀰漫的宗教思想和獨特的藝術表現彷彿又很難用一個“復調小說結構”來加以概括,至少是很不全面的。究竟是什麼原因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創作藝術的復調結構?是作家的何種思想原因導致形成了其小說中“主人公與作者的平等對話”呢?
以前學術界往往最爲常用的方法是從作家的創作心理和世界觀的矛盾中去探索根源,在社會現實生活和人自身的複雜心態中去尋找闡釋。當代俄羅斯著名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學者格奧爾吉‘米哈伊洛維奇·費裏德連傑爾就是從這一視角出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現實主義》一書的第八章中專門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現實主義的歷史特點及其矛盾”(365—398)。2005年出版的由俄羅斯科學院俄羅斯文學研究所主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資料與研究》(第17卷)也是從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去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矛盾和創作之間關係的一些迫切問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則聲稱自己是對現實社會中人的心靈的開掘:“人們稱我爲心理學家:不對,我只是最高意義上的現實主義,即刻畫人的心靈深處的全部奧祕”(390)。甚至有學者還指出:“陀氏心理分析的主要貢獻之一是寫出了資本主義造成的心理畸形變態——二重人格。這是一種病態,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性的扭曲”(馮增義13)。復調結構的提出者巴赫金則乾脆迴避了這個問題,他明確指出:“我們在分析中將撇開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現的思想的內容方面,此處我們看重的是它們在作品中的藝術功能”。
顯然,僅僅從作家的世界觀矛盾,甚至作家的精神分裂以及社會現實的心靈探索,去研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創作的復調結構的成因是相當不夠的,迴避這一問題又是根本回避不了的。因此本文將從俄羅斯民族信奉的東正教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宗教意識和文藝創作方法人手,發掘其復調小說結構藝術形成的深層緣由,即東正教的“聚和性”意識。
一、“聚和性”:和而不同
翻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讀者感受最深的也許是撲面而來的是衆多人物形象的相互對峙的思想和生活感受。在長篇小說《罪與罰》中,窮大學生拉斯柯爾尼科夫與妓女索尼婭的不同處世態度就構成了小說的框架,前者不顧犯罪也要以暴力手段來抗惡,通過殺死放高利貸的老太婆,用得到的錢來拯救自己和受苦受難的窮人。後者則堅持要用以一顆善良的心去對待一切,無論如何都不能夠採取暴力的手段,犯了罪就要接受懲罰,用受苦受難來淨化自己的靈魂,懺悔自己的罪過,從而達到自我完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卡拉馬佐夫一家父子之間、兄弟之間,四分五裂,他們思想感情上互相對立,甚至達到相互仇視的境地,以至於弒父。這裏既有病態而又惡毒的靈魂。也有理想而又善良的心靈;既有無神論者,也有上帝的忠實信徒;等等。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這種衆多聲音的聚集不僅反映在同一個空間上的不同思想的碰撞,而且也體現在小說結構中風格迥異的雙重層面的有機融合。小說《白癡》的藝術結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創作中極具代表性。小說由兩個篇幅大小不均衡的部分組成,每一部分都是以梅思金公爵回彼得堡開場。作家在小說的情節安排上,採取了獨特的雙重層次結構,把生活的平凡性與崇高的悲劇性有機地結合起來。《白癡》的主人公梅思金、羅果靜、娜斯泰謝。費裏帕夫娜、阿格拉婭、伊鮑裏特都似乎活動在兩個迥然不同的層面,一是煩瑣的、平淡的日常生活,與其他人毫無區別,二是深刻的、悲劇性的劇烈衝突的情感世界。小說中幾乎所有最重要的插曲都蘊涵着這兩方面的交織。費裏德連傑爾就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堅持不懈地與那種把現實主義看作單純描寫日常現象的觀念作鬥爭”(262)。因此,小說《白癡》給人以“現實”和“浪漫”的雙重印象,作家發掘了“光明”與“黑暗”、“煩瑣”與“崇高”、“喜劇”與“悲劇”之間的複雜結合。
這些迥然不同的性格和雙重層次究竟是如何被“聚集”在一起“和平相處”的呢?不同話語構成的復調或日多聲部結構以及雙重層次構造,是否依存於某種民族文化傳統或淵源於俄羅斯民族的宗教意識呢?愛沙尼亞塔爾圖大學教授、著名社會派美學家列·納·斯托羅維奇在《美·善·真》一書中就明確指出,在俄羅斯民族文化傳統中,文學藝術作爲人的一種審美關係,實際上是一種價值關係,審美關係的客體本身具有價值性,不從價值論的角度來考察,是不可能真正認識審美關係的。由此,他把藝術創作表現對象“真善美”之間的關係,改爲“美善真”,以表明這種審美的價值關係。藝術美的基礎是倫理和宗教的“善”,而最根本的就是宗教世界中存在的“真”。因爲現實社會中的“真理”都是相對的,只有宗教世界中的博愛才是絕對的真理。列·納·斯托羅維奇還在《俄羅斯哲學史》導論中,強調指出了西方哲學與俄羅斯哲學的不同特徵,前者主要探討的是知識理論、認識論,後者則更主要關注的是藝術審美問題以及宗教、倫理和社會政治等問題。
顯然,俄羅斯民族信奉的東正教對俄羅斯文學創作的思想和藝術均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俄羅斯斯拉夫派領袖阿·斯·霍米雅科夫在概括東正教會的本質時,曾經提出一個神學概念“聚和性”,以表明東正教會與天主教會、新教會之間的根本不同。該詞的詞根是“聚會”的意思,“‘聚’是指依靠着信仰爲了一個焦點而結合的意思,‘和’是‘和而不同’的‘和’,這就是‘聚和性’的含義”(張百春55)。這裏一共由兩個關鍵字:“聚”與“和”。“聚”是在統一的信仰下,也就是對上帝的信仰,衆多信徒自覺自願地走到一起,而這種聚集不是來自外部的壓力,這裏突出的是東正教會的精神性。“和”就是顯示東正教會的有機性,每一個個性的自由和獨立性,而不是簡單地服從統一。“聚和性”反映了俄羅斯民族東正教信仰的實質,即由內向外的和諧的精神有機體。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虔誠的東正教信徒,他的創作藝術不可能不受到俄羅斯東正教文化傳統的影響,也正是這種東正教的“聚和性”精神才爲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獨特藝術構造提供了思想上的深層基礎。
二、“聚和性”意識:三位一體
東正教精神應該說深刻地影響着俄羅斯社會的方方面面,那麼“聚和性”對俄羅斯文學創作,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藝術,又是如何產生着獨特的作用的呢? 只要閱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讀者,就不難發現,作家在自己的小說創作中,幾乎並不是在客觀地描述社會生活場景和刻畫人物性格,而是在揭示人物的意識,描繪人物對社會的認識,讓人物直接抒發自己對社會的不滿和對人生的看法。在不斷的人物意識表現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物個性的刻畫、社會現實生活圖景的描繪以及俄羅斯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命運結合起來。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在其成名作《窮人》中,就讓年老的小公務員傑弗什金與幾乎淪落爲妓女的年輕姑娘勃羅謝洛娃,通過書信來直抒自己對現實的抱怨以及自己的軟弱;《死屋手記》也是出自殺妻犯人樑奇科夫的手筆,以他的冷靜筆調來記述的;《地下室手記》則更是主人公——一個彼得堡的40歲八品文官內心世界的展露,這些都明顯地表現出此類人物的心靈扭曲、變態和卑劣。《罪與罰》中的窮大學生拉斯柯爾尼科夫與妓女索尼婭關於如何對待“惡”的爭辯,《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父與子們直接袒露的人生態度,《白癡》主人公梅思金主張的基督式的“普遍的愛”等等均是對不同人物的社會意識的深刻發掘。這些個性鮮明的,甚至相互對峙的心靈彙集在一起又反映了俄羅斯社會意識的某些側面,激發讀者對人的命運和人類社會生存等普遍問題的思考。
顯而易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描繪和刻畫人物意識的藝術大師。東正教“聚和性”的作用在這裏也並非是把各種人物和現象簡單地聚集起來,而是一種“意識”的“聚和”,這裏就涉及到“聚和性”意識的問題。白銀時代俄羅斯宗教文化批評理論家謝·尼·特魯別茨科伊在《論人類意識的本質》中,在提及“聚和性”概念在認識領域的應用時,進一步論及了“聚和性”意識。他首先把意識的主體分爲兩種:個性意識與集體意識,然而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不可能代表意識的真正本質。因爲個性和集體都只是部分,只不過集體是較大的部分,不可能代表整體,所以不具有普遍性,而意識的根本特徵卻是它的普遍性。顯然,他強調了個性意識、集體意識與普遍意識的“三位一體”。謝·尼·特魯別茨科伊把具有普遍性的意識稱爲“聚和性”意識。他指出:“意識既不可能是無個性的,也不可能是單獨的、個性化的,因爲意識要比個性寬廣得多,它是聚和性的。真善美可以客觀地被認識,能夠漸漸地被實現,就是因爲人類的這種活生生的聚和性意識”。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創作刻畫的典型並不僅僅是“個性”(個人意識)與“共性”(俄羅斯民族集體意識)的統一,而且還具有全人類的普遍意識。謝·尼·特魯別茨科伊特別強調意識的整體性、普世性,因此把自己關於“聚和性”意識的理論稱爲是“形而上學的社會主義”。他批判了西方哲學在認識論上的個人主義,進一步闡明認識的非個人行爲,個人的認識永遠都是受到限制的,個人只有超越自身才能認識到真理。個人之所以能夠認識,其根源就在於認識的“聚和性”,也就是“聚和性”意識。意識的社會性、共通性是“聚和性”意識的基礎。
“聚和性”意識是社會主義的,不是個人的,只有在整個人類社會中,個人意識、集體意識與普遍意識的“三位一體”才談得上“聚和性”意識。理想的人類是“聚和性”意識的主體。在這個理想的人類社會中,每個個體都內在地擁有“聚和性”意識,這一意識的主要特徵就是愛,愛是連接理想社會個人之間的紐帶。在謝·尼·特魯別茨科伊的那裏,這個“聚和性”意識的主體就是教會,是理想人類社會意義上的教會(張百春64)。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創作不管塑造什麼樣的人物個性或意識,都是以“愛”爲紐帶“聚和”的,要不是被“愛”同情的小人物,要不是喪失“愛”的可憎的變態性格,要不是維護基督博愛的信徒,要不是用暴力去抗爭的社會底層人物,等等。各種迥然不同的性格和風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愛”的教會中,由“聚和性”意識“三位一體”地聯繫在一起。
三、創作的“不信仰”:“和”的根本
“聚和性”意識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創作藝術的作用是極其深遠的,東正教的影響也幾乎伴隨着這位偉大作家的一生。作爲一個社會的人,作家一直有意識地在現實生活中努力遵循着基督偉大的博愛精神。然而,在自己的小說創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幾乎是喪失信仰的,他的世界觀與創作方法之間是存在着差異的。他作爲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必須按照生活的規律來寫。生活的複雜性和殘酷性必然導致他在小說創作中對上帝的“不信仰”。
非常有趣的是,真正導致“聚和性”意識對作家創作藝術風格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又恰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創作中的信仰危機,甚至可以說信仰的喪失或日無信仰。著名俄羅斯形式主義批評傢什克洛夫斯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中,明確寫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信仰曾比他的信仰更爲強烈”,“這位《宗教大法官》的作者便是宗教大法官王國的破壞者”(26-27)。也許正是因爲作家的“不信仰”,爲“聚和”反而創造了條件。
長篇小說《罪與罰》中的拉斯柯爾尼科夫就不斷地在否定基督的教誨,爲了“善”而否定“善”,即便在被判刑後,他還常常感到自己的殺富濟貧是沒有錯的。長篇鉅著《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基督教的理想代表人物阿遼沙,更是顯得如此蒼白無力,甚至不如德米特里、伊凡和老卡拉馬佐夫強壯。佐西馬神父屍體的腐爛也讓阿遼沙心中的上帝形象發生了動搖。
當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讚賞拉斯柯爾尼科夫的“斧子”、《羣魔》中莊稼漢扛着的“斧子”以及《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偶爾出現的“斧子”形象。因爲19世紀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曾經對赫爾岑說過,要號召羅斯拿起“斧子”。這裏“斧子”象徵革命的武器,不讚賞“斧子”自然就是不認同用暴力革命的手段來戰勝罪惡。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思想在“忍耐”與“反抗”、“善”與“惡”之間來回搖擺,其實並非僅僅是作家世界觀的矛盾性所致,而更主要是作家本人創作中信仰的喪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根本就沒有希望在這兩條路中選擇一條。俄羅斯社會發展的出路究竟在哪裏,他的作品並不想去探索,只是把各種可能性描繪出來,這樣恰恰能夠把各種不同的意識統一在“聚和性”意識的基礎上。
什克洛夫斯基在論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中的宗教信仰時,曾經寫道:“在信仰者看來,基督與真理不是互相對立的,而他卻把基督與真理對立起來。這意味着他不是_”(27)。可以說,在真理與基督之間,陀思妥耶夫斯基選擇了真理。他曾經在長篇小說《少年》序言草稿的左側頁邊上留下了這樣的一句附筆:“將更加公正的未來一代人會相信這一點:真理在我一邊。我相信這一點”(什克洛夫斯基26)。在現實世界中,真理是相對的,任何選擇都會是片面的,都會導致對真理的遮蔽。
存在於宗教之中的真理表達了人與人的博愛,成爲了人類唯一的絕對真理。“聚和性”意識便是這一真理的,即博愛的,認識載體。然而,這種真理在現實化的過程中,又很難具體化,也就是難以被現實社會的人們共同接受。堅持用“暴力”抗“惡”的拉斯柯爾尼科夫們,立足點是爲了愛善良的人們,而不得不採取極端的手段。相反,要“忍耐”、“勿以暴力抗惡”的索尼婭和阿遼沙們更是依據了基督教的“博愛”思想,甚至“愛自己的敵人”。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藝術創作的真理自然就是把各種意識表現出來,自己不加抉擇,留給讀者去思考。敞開真理恰恰是對真理的最好展示。
而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裏,藝術創作是描繪和展示真理的唯一途徑。作家在臨終前的一封信中曾經明確寫道:“療救之途、逃避之途只有一條,那就是藝術,就是創造性的工作”(理查茲159)。在小說結構的創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採用“對比”和“象徵”的手法,把小說情節場景環環相比較,處處暗含着相互對話的象徵意味,但是並不表露出自己的傾向性觀點。他的小說只服從藝術結構的統一性,而不是思想觀點的一致性,這種藝術結構揭示的又恰恰是不同意識的對話性和矛盾性。如果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一部小說看作是一個“能指”,那麼它可以對應多個“所指”(意義),要是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個小說創作視爲一個“能指鏈”,陀氏小說創作的“所指”(意義)就是多個“所指鏈”了。也許正因爲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創作才成爲我們永遠也發掘不完的藝術寶庫。
陀思妥耶夫斯基藝術世界中的信仰危機和對人物意識的關注,使得東正教的“聚和性”意識成爲其小說創作藝術的基礎。既然作家創作是各種迥然不同意識的“聚和”,我們的文學批評任務是否也應該關注發掘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可闡釋空間呢?也就是我們的每一種評價都只是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一種闡釋,而不可能是終結性的定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