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人文主義君王世界的一扇窗口
關鍵詞:《伊麗莎白一世翻譯文稿》 哈內爾·穆勒 約書亞·司哥德爾
伊麗莎白女王一世被認爲是英國曆史上最傑出的君王之一。在她當政的四十五年間,儘管各種社會矛盾錯綜複雜,但她以堅定的個人意志、豐富的政治經驗,把一個財力匱乏、軍事軟弱的英國帶入了政治穩定、財力充實、軍事強盛的時期,從而使歷史上出現了一個被英國人稱爲“光榮的時代”——伊麗莎白時代。伊麗莎白一世時期也是英國文化與文學發展的重要時期,文學尤其是詩歌和話劇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最近由哈內爾·穆勒和約書亞·司哥德爾合編、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伊麗莎白一世翻譯文稿》(以下簡稱《伊》),以新穎的編輯形式、豐富的內容展現了一位意志堅定、智慧超羣而又充滿個人魅力的伊麗莎白女王一世非凡的語言、文學與翻譯才能,爲讀者們提供了一扇瞭解這位人文主義者對生命、宗教、政治及哲學的獨特思考的窗口。
兩卷本的《伊》收集了伊麗莎白女王一世從1544年-1589年和1592年-1598年的跨度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翻譯文稿,是一本伊麗莎白女王一世在英語和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之間文本互譯的完整版本的集合。兩位編者對每篇譯稿的源文本及翻譯背景進行了認真考究,在每一篇譯文之後都有詳細的翻譯背景介紹和大量的經典及《聖經》註釋參考。爲了再現作爲學者的女王的翻譯學術活動,《伊》真實還原了譯者的手稿,保留了筆誤、旁註及塗改的痕跡,分析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心理活動及審美取向,讓讀者在閱讀時有一種與譯者隔世對話的感覺。爲了閱讀方便,兩位編者還對原譯稿和現代英語進行對開頁的排版設計,使譯文每一句都有對應的現代英語。這樣的安排既方便了現代讀者的閱讀,又滿足了使用不同語言讀者的需求,同時還能讓讀者詳細瞭解譯者在翻譯時所採用的翻譯策略及技巧。正如《北方文藝復興》雜誌的海倫·哈克特所指出的那樣:“《伊麗莎白一世翻譯文稿》的出版,不僅使我們的書架頓生光輝,還會引發讀者對作爲傑出學者的伊麗莎白女王一世進行富有成果的討論,更重要的是也許我們應該對作爲那個時代的重要文學活動的翻譯加以重視了”(1)。雖然許多歷史學家、傳記作家和小說家都試圖從不同的角度,解讀和再現伊麗莎白女王一世作爲使英格蘭成爲歐洲最強大富有的國家之一的統治者的治國方略、外交政策、宮廷生活、家族恩怨及個人情感,然而很少有作品能像《伊》那樣讓讀者通過閱讀女王的翻譯作品,跨越時空去真實地感受女王作爲一名人文主義者對生命、宗教、哲學、詩歌的思考,進而瞭解她在統治期間的政治手段及策略,重新認識她在英國曆史及世界歷史上的價值。
首先,作爲受人文主義教育的最典型範例,伊麗莎白一世的教師幾乎都是英國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的人文主義學者。她受到古典、歷史、數學、詩歌和語言等方面的嚴格訓練,她可以說和寫六種語言:英語、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拉丁語和希臘語。《伊》收集了伊麗莎白一世從少女時代(11歲)到晚年(65歲)的大部分翻譯稿,從這些寶貴資料中,讀者可以瞭解到翻譯活動幾乎伴隨女王一生,不同時期的翻譯文稿反映了譯者的不同的思想成長曆程,更能還原一位戴着君王面紗的人文主義者在處理人生與政治等重大問題時所表現出的人文情懷。女王的早期譯稿(1544-1547)揭示了她皈依基督教及接受新教教義的心路歷程。早期譯稿包括她在1545年和1546年作爲新年禮物獻給王后凱瑟琳·帕爾的其翻譯的法國瑪格麗特’納瓦拉王后的詩歌《罪惡靈魂的鏡子》、法國神學家約翰·加爾文的《基督教原理》,她把凱瑟琳·帕爾王后的《禱告與冥想》譯成拉丁文、法語和意大利語文本,以及1547年譯的貝納迪諾·奧基諾的《什麼是基督》。被譽爲“法國第一個現代女人”的瑪格麗特,納瓦拉王后是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的領軍人物,她在詩集《罪惡靈魂的玻璃》以一個內心充滿對上帝渴望的女性身份與上帝對話,呼籲上帝給她“一顆潔淨的心”(47),表達了一個新教徒對耶穌基督真摯熱烈的情感,把基督比作“我的父親,兄弟,孩子和配偶”(67),宣揚上帝的仁慈與博愛,認爲“他(上帝)的愛點燃了我心中愛的火花,讓我心中充滿愛,他因自己的善行而能獲得更多的愛,也讓我更愛他”(117)。詩中衝破了羅馬天主教教會對信徒的靈魂禁錮,宣稱“因信稱義”的新教思想,洋溢着人文主義色彩。《罪惡靈魂的玻璃》爲早熟的伊麗莎白一世指明瞭靈性探索的方向,她把自己作爲上帝的“母親,女兒,姐妹和妻子”(32),這成爲她後來宣稱自己爲英格蘭民族的母親和妻子的最早的有跡可循的心音。通過翻譯內心與上帝的對話,啓發了她意識到作爲上帝子民的神聖責任和義務,爲她以後承擔君主治理天下的責任奠定了心理基礎。加爾文的《基督教原理》強調《聖經》是基督教信仰的唯一根據,從上帝的至尊諭令和全能出發,認爲上帝在創世以前,即預先選定一些人得救和決定另一些人沉淪,這種預定論是加爾文神學體系的基石。在政教關係上,加爾文認爲政權是上帝按其神聖意志所任命的,要爲人民造福,並捍衛純正的教義和教會。把《基督教原理》翻譯成英文似乎成了伊麗莎白女王一世心中最早的治國文本,爲她後來智慧地解決各類政治、宗教衝突做了理論上的準備。而翻譯凱瑟琳·帕爾王后的《禱告與冥想》,勇敢的倡導“人的精神是自由和平等的”,則無疑喚醒了作爲少女的伊麗莎白女王一世的女性主義意識,這種意識深刻的影響她的施政生涯。在她的影響和鼓勵下,英國文藝復興活動迅速蓬勃發展,思想、學術、詩、詩劇、散文和翻譯等方面都成就卓越,出現了莎士比亞、錫德尼、斯賓塞等人文主義者。
其次,《伊》顯示伊麗莎白女王一世中晚年的翻譯涉及內容廣泛,體裁多樣。如果說早期的翻譯文稿磨礪了伊麗莎白女王的語言能力、培養了文學寫作技巧的話,中晚年翻譯的文稿主要是一種身份的自我表達。翻譯是她自我言說的一種手段,她把在翻譯中得到的思想理念直接用於指導現實中的問題。這些文稿包括伊麗莎白一世收集翻譯的《伊麗莎白女王名言警句集》、古羅馬時代著名斯多亞學派哲學家塞內加的《道德書信》、《赫爾克里斯·阿託留斯》,古羅馬著名政治家西塞羅的《論友誼》及意大利早期文藝復興時期的著名詩人和學者彼特拉克的《特里翁菲》以及西塞羅的《爲馬爾塞魯辯護》、賀拉斯的《詩藝》。通過對翻譯源文本精心的選擇和仔細研究,以及在翻譯過程中進行的社會的、政治的、宗教的及修辭上的修正,反映了譯者作爲女性統治者對社會責任和義務、治國方針及策略和對道德、友誼、愛情等方面衆多問題的思考。例如《伊麗莎白女王名言警句選集》收集了伊麗莎白女王一世從《聖經》、古代經典作家文論、中世紀神職人員手稿、伊拉斯謨等人的著作中選取了259句名言警句翻譯成英語,內容涉及到:“論統治”、“論正義”、“論仁慈”、“論諮議”、“論 和平”、“論戰爭”等六個方面的問題。這些警句言簡意賅、通俗易懂、富有哲理。“論統治”一篇中,有諸如“國王在性情上應是哲學家,但在地位上應保持爲統治者”(348),“君主不應該否認言論自由正如牧師否認他內心感受一樣”(352),“君主沒有學識就像帆船沒有船槳,鳥兒沒有翅膀一樣”(352)。這部警句名言反映了女王的政治傾向和道德理想,也表明女王學識淵博、敬畏上帝,善於接納明智的建議,並全身心致力於全國人民的福祉。
伊麗莎白女王一世在每個時期所從事的翻譯活動都和她處理政務時各種複雜的思想感情和內心活動是密不可分的。受塞內加的悲劇《赫爾克里斯·阿託留斯》的影響,伊麗莎白認爲作爲一國之君是“一件讓人不舒服並且充滿危險的行當”(441)。“君主的快樂如此冰冷、無望並且充滿憂傷”(443),這些譯文所傳遞的思想也是她真實處境的表現。通過翻譯塞內加的《論友誼》讓女王把對友誼的理想和政治現實完美的結合起來了,最終幫她化解了婚約談判危機。在和法國國王亨利三世的弟弟安如公爵的婚約談判失敗之後,她寫給安如公爵的信件中說“我承認在這個世上除了你,沒有一個王子讓我臣服,讓我如此感激,我不希望這婚約談判在麻煩你讓你感到不快,而是希望我們在行動上保持友誼”(430)。在猶豫如何對待晚年寵臣羅伯特·德弗羅時,女王翻譯“爲馬爾塞魯辯護”注意到西塞羅反覆聲言:“凱撒憑藉仁慈的統治團結他的民衆,羅馬人們的福祉都依賴於凱撒大腦中的智慧”(第二卷,10)。正如凱撒最後諒解了馬爾塞魯,並提升他爲羅馬議院議員,伊麗莎白一世任命羅伯特·德弗羅爲樞密院議長。通過翻譯經典,她把自己和西塞羅文中像上帝一樣寬宏大量的古羅馬統治者凱撒對等起來,以“仁慈”作爲統領國家的最高準則。以這個準則,再加上人文教育中的理性精神讓伊麗莎白一世在處理許多國事時都化險爲夷,英格蘭在她統治期間相對比較穩定、宗教衝突相對減少。伊麗莎白一世翻譯的曼裏烏·波依修斯的“哲學的慰藉”一文裏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斯多噶以及畢達哥拉斯等各派之說都有體現,波依修斯尤其重視倫理道德問題。翻譯的普魯塔克的“論好奇心”爲她提供一個歷史和哲學的看待人性中好奇心的角度,也詳細分析了好奇心的負面影響,倚賴“好奇心”君王可以很好的保護自己以及自己的子民。賀拉斯的《詩歌藝術》中主張文藝創作應該模仿自然,詩人應該熟悉生活,獲得生活經驗,寫出有真情實感的作品,這些似乎都是作爲翻譯者的伊麗莎白一世的文藝思想的寫照,指導了她的詩歌創作。
再次,《伊》向讀者展示了譯者的翻譯特色。在原文本的選擇上,譯者選譯的文稿以人文主義新的價值觀念、道德標準、行爲規範、倫理原則爲主要內容的重要文獻;同時,原文本的語言多樣性和體裁豐富性也反映了伊麗莎白一世女王非凡的語言才能和超高的文學素養。在翻譯技巧上,譯者不拘泥任何翻譯理論或翻譯文稿的限制,自成一色,集準確性、靈活性、適用性、創造性爲一體。在伊麗莎白一世女王少女時代的翻譯文稿中,爲了避免引起英國國內天主教教徒的反感,她除了對原文進行刪節之外,主要採用減譯翻譯法,把原文中過於激烈的言辭進行低調陳述處理,如將“灼熱的博愛”譯成“博愛”;“無法承受之愛”變成了“愛”;“讓每個人成爲上帝”被譯成“讓每個人像上帝一樣”。由於在拉丁語、法語、意大利語種都有陰陽性之分,爲了表達女性的自我存在,彰顯女性主義意識,伊麗莎白一世在詞格的選擇上,往往用陰性詞彙來表達。然而,在把王后的文稿翻譯成拉丁文作爲禮物送給父親時,爲了表達對以父親爲首的男權社會的敬畏,她又以男性的口吻和適合男性身份的話語對文稿進行解譯。除了由於早慧的語言天才之外,伊麗莎白一世在審視人情世故方面的早熟也在她翻譯技巧上得到體現。隨着閱歷和知識的增加,伊麗莎白一世在翻譯技巧上有很大的提高,在翻譯塞內加的《道德書信》時,她能熟練的應用英語中的諺語準確傳遞塞內加言簡意賅、思想深邃的警句妙語。同時,還把自己受斯多噶學派影響的生活原則及理念融入翻譯中。在中期和後期的翻譯文稿,不同於前期的翻譯中減譯,而是用大量的增譯表達她對原文的理解,因此她翻譯手法更加靈活,在翻譯塞內加的悲劇《赫爾克里斯·阿託留斯》時,經常把自己對生活倫理和命運的理解加入譯文中,與其說是翻譯,不如說是再創造。伊麗莎白時代詩歌翻譯風行一時,許多當時著名的詩人如悉德尼、斯賓塞都翻譯大量意大利十四行詩,他們翻譯時嘗試在模仿經典詩歌韻律的同時改進英語詩歌模式。伊麗莎白在翻譯詩歌時主要採用當時盛行的無韻詩,她爲了達到原文形式上的效果,經常採用延遲句式,也就是用附加從句使詩句語法上完整,因而她翻譯的詩歌雖然都是以五音步十音節爲主,但有時候會出現三步六音節或者八步十六音節的詩行,這種不受韻律限制的翻譯法。伊麗莎白一世在翻譯上的隨意性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對原文真實意圖的精確傳遞,然而,正是她在翻譯過程中的添加、刪除、解釋,可以看出她對原文的獨特解讀。
《伊》爲讀者提供了一個瞭解作爲人文主義者的伊麗莎白一世女王一個窗口,收集的翻譯文稿展示了伊麗莎自從年輕虔誠的福音崇拜者逐步成長爲較成熟的反思倫理道德、人性善惡和王室責任的一代英明君主的人生歷程,豐富真實的原稿加上編者詳細的考究和有見地的評論,也是讀者瞭解伊麗莎白時代歷史和文學非常寶貴的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