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精神病與伍爾夫的文學創作
論文關鍵詞：弗吉尼亞·伍爾夫；精神病：文學創作
伍爾夫是英國19世紀意識流小說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女權運動的經典作家，其特立獨行的創作活動享譽世界文壇。她創造性地運用意識流的手法。有意識地從女性主義的立場出發。積極尋求和營建與女性作家的性別身份相吻合的文學話語方式。其女性主義思想對於後來的女權運動具有奠基性的指導意義。但是與伍爾夫的創作活動相伴隨的是間歇性的精神抑鬱與興奮，從作家一生的情況看。弗吉尼亞伍爾夫每完成一部小說的時候．她都會精神崩潰；而在小說創作投入時，往往會極度地興奮。吉爾伯特·桑德拉和蘇珊·古芭在女性經典之作《閣樓上的瘋女人》中指出：“瘋女人”成爲19世紀和20世紀女性作家筆下女性人物及女性作家自身形象的典型意象，反映女性作家在表達真實自我與傳統男性寫作規範之間痛苦的精神抗爭。伍爾夫的文學創作就是在這一文化背景下進行的，伍爾夫曾描述自己的生活是“那種走在深淵旁的羊腸小道的感覺”。
一、伍爾夫的精神病概況
1941年3月28日．伍爾夫59歲的時候，在寫下給丈夫倫納德與姐姐文妮莎的信後，來到烏斯河畔，在衣兜裏裝滿石頭，慢慢走入河心沉入水中結束自己的生命。傳記學者們大多認爲她的死與她的精神病史有關．伍爾夫確實患有嚴重的精神抑鬱症，它是人的主觀思想感情和行爲與其存在的客觀世界發生了嚴重不協調和衝突時所出現的一種精神異常現象。對伍爾夫而言，瘋狂的警告性症狀是頭疼、失眠、視聽幻象，血管刺痛，頭暈目眩。伍爾夫曾多次表現出自殺傾向．1904年，父親去世。她不斷陷入幻覺，試圖從窗戶跳出去：1913年，婚後生活的不適使她一度陷入精神紊亂，悄悄吃下100片左右的巴比妥，經過緊張搶救才脫離危險；28年後，她以自殺這種極爲瘋狂的形式擺脫病魔的困擾，來完善生命、實現自我。
伍爾夫的精神病首先是源於家族的遺傳。斯蒂芬家族存在着精神病不穩定的血緣氣質。其父萊斯利-斯蒂芬發作過他稱爲“狂暴突發症”的病。他的朋友們都害怕流露對他的批評意見．伍爾夫也繼承了這種對輿論意見的極度敏感。其次。伍爾夫的瘋狂是一種對往昔歲月的逃避。這與她身邊親人接二連三的死亡有關：13歲時深深依戀的母親朱莉亞因流感而引發風溼病去世：15歲時接替母親照顧她們的同母異父的姐姐斯蒂娜離開了他們：22歲時父親斯蒂芬患胃癌去世：24歲時哥哥索比也離開了他們。除此之外，伍爾夫幼年曾經遭受過同母異父哥哥的性侵犯。痛失親人的傷心、無助以及對父親的負罪感嚴重地影響着她的健康。最後，男性社會各種制度規範對女性的壓抑與女性追求精神心靈的自由、表達女性真實內心世界的努力之間的各種矛盾也是伍爾夫精神瘋狂的原因。伴隨着伍爾夫的文學創作活動的是她的精神疾病：“創作的成功使她享受到滿足，創作的過程中的心路折磨則使她感受到深刻的憂慮，每當焦躁和憂慮猛烈地襲來，就會成爲精神病復發的誘因。”
二、女性作家身份焦慮加劇病情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哈羅德·布魯姆(HaroldBloom)在其詩學著作《影響的焦慮》(AnxietyofIn．lfunece，1973)中將文學的影響比作父子關係，弱勢詩人只能模仿其父輩詩人。而強勢詩人卻能奮起抗爭，挑戰父輩詩人。形成俄狄浦斯式的對抗。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格芭在《閣樓上的瘋女人》中修正了哈羅德·布魯姆關於影響的焦慮的理論，將“文學父子之間的俄狄浦斯鬥爭的弗洛伊德範例轉變成女性主義的影響理論，用來形容在父權制文化與文學中的19世紀婦女作家的焦慮。”實際上l8、l9世紀在傳統男權社會的各種社會道德規範束縛下的女作家就扮演了文學中“子”的角色，吉爾伯特和格芭指出，“在男性中心的文學俄狄浦斯範式中，女作家被忽略。女作家在面對這樣男權中心思想所建構的創造力與文學史圖景，她的焦慮是更深層的。——一種對作家身份的焦慮。”
作爲女性作家，伍爾夫對其作品創新、超越傳統、超越自我的焦慮使其處於精神痛苦中，甚至多次精神崩潰。伍爾夫在其El記中大量記載了這種擔心與憂慮。“就寫作而言。最糟糕的是作者過分看重外界的讚譽。可以肯定，這個短篇(《邱園記事》)是得不到什麼讚賞的。而我還會對此有些在乎。一大早的沒人來說好聽的，很難動筆。”(1919年5月12日記) “《夜與日》仍纏繞在心頭，浪費了許多時間。喬治·艾略特從不讀書評，因爲別人的飛短流長會令她無法寫作。現在我明白她的意思了。毀還是譽我並不特別計較。只是這些東西擾亂了心神。”(1919年11月16日)今天下午我終於設想出一部新小說的新表現手法。……即結構鬆散，可以包容一切，同時，更接近主題．卻又能保持形式和節奏的不變。”(1920年1月26日)“我將不再爲取悅別人而寫作，而作出改變，現在我完全是自己的主人，將來也是。”(1937年8月6日)培伍爾夫的成長受到已經內化於心的貞潔觀念的影響，她常處於緘默狀態。“作爲一個女性，她常常會感到很難替複雜的思想狀態找到適當的語言表述。
……弗吉尼亞·伍爾夫小說中的女性和小孩都儲藏着私人化的詞語內涵。因爲她們使用公共話語的空間受到了她們低微地位的限制。”千百年來女性的緘默狀態與作家所必需的心靈的自由、表達的自由形成一種的尖銳的矛盾，這使得女性作家在創作活動充滿了困惑與焦慮。伍爾夫常處於思想表達的壓抑狀態，“我有一個女人的感情，但我只有男人的語言”。當她寫作時感覺到：女性寫作“缺乏一種傳統規範，而一代人的工具對下一代毫無用處，又是一個多麼嚴重的問題。”在文學創作中，伍爾夫發現，要大聲地表達她作爲一個作家的聲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對現存的語言無法表現的女性特有的感情建構一種表述方式，幾乎需要瘋狂地冒險。基於傳統的“性別類比的思維習慣”，大男子批評家像對待婦女那樣評判她們的作品：“婦女作品所受的待遇好象它們本身就是婦女，對它們的評論往往始於其胸圍、臀圍進行的學術測量”。同仰對於伍爾夫來說，寫作是一種革命行爲，她與英國父權制文化及其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形式和價值觀的差異是如此之大，以致她在落筆時充滿恐懼和決心。因爲語言和文化被壓迫者攥在手裏，要和他們爭奪需要巨大的勇氣和膽略，但伍爾夫還是義無返顧的拿起筆，努力地抗拒和顛覆着父權文化。
三、創作的文學治療作用
心理學理論認爲，精神抑鬱狀態是心理能量長期淤積的結果，這本身是一種致病的過程，淤積的心理能量必須釋放，釋放了才覺得舒暢和健康。而文學、藝術、科學和哲學等精神創造活動便是心理能量釋放的重要途徑和出路。對於伍爾夫而言，早年母親的去世誘發了精神病，之後親人接二連三的離去以及同父異母哥哥的性侵犯都使她長期處於抑鬱狀態．特別是婚姻生活的不適及沒有孩子常常讓她在姐姐跟前感到自卑，還有將自己所思所得訴之於筆端的衝動慾望等等。而伍爾夫創作活動使她表達自己聲音的慾望得到滿足。創作上的成功也沖淡了婚姻生活的陰鬱氣氛，在一定程度上，寫作緩解了伍爾夫的精神抑鬱症，有自我精神治療的作用。
伍爾夫生病時。她經常會產生幻象並受到奇怪的聲音的折磨，她會聽到死者聲音，這種幻象與往昔的生活和已逝的靈魂聯繫在一起，使她處於一種精神上的孤立狀態和毀滅性的隔絕狀態中。她的思想空白，退化到完全被動的植物狀態。這與她早年失去親人的的經歷以及成長中的孤獨有關。爲此，父親死後，伍爾夫兄妹們逃離了令人窒息、充滿傷心記憶的肯辛頓區搬到布盧姆斯伯裏區，企圖從父親的專橫、呆板、陰暗的生活陰影中擺脫出來，伍爾夫一直都在做着努力。然而，早年刻骨銘心的記憶以幻象的形式使她精神恍惚，難以擺脫。她意識到自己可以通過寫作來記載斯蒂芬一家曾經的快樂生活．也塑造心目中父親和母親的形象，期望卸出心頭的重負，後來的《到燈塔去》就是這樣一部小說。小說中的拉姆齊夫人就是她塑造的心目中母親的形象．一個有個性卻沒有留下生動言論和著作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從13歲母親去世到44歲完成《到燈塔去》草稿的多年裏，母親的靈魂始終佔據着她的心靈。當這部小說完成時，她就不再看見母親了，也不再聽到母親的聲音了。通過給記憶賦予形體，她現在能夠自己支配父母遺傳稟賦，排除他們的錯誤從而將自己造就爲藝術家。
四、患病豐富了她的文學視角，形成獨特的藝術景觀
伍爾夫在《奧蘭多》中寫到：一個作家靈魂的每一種祕密，他生命中的每一次體驗，他精神的每一種品質，都赫然大寫在他的著作裏。患病是一種生命體驗，是一種獨特的精神漫遊，它帶給作家探索人物內心隱祕世界的機會，也進一步拓展了作家文學描寫的的空間。對伍爾夫而言，其身體的或精神的特殊體驗都會影響到她的創作過程，寫作既是爲緩解瘋狂的緊張狀態而作的掙扎。同時也是對心靈掙扎的自動記錄。“每一部作品都朝那個虛構的弗吉尼亞·伍爾夫上堆積一點，我則把它像假面具戴着在世上走” “真我”和“假我”之間的抗爭讓作家陷入自我分裂之中。因此，“瘋子”形象就是作者本人的重象，是作者的另一個自我，傾訴了作者本人的憂慮和憤怒。
在《達洛衛夫人》中通過賽普蒂默斯的形象傳遞了作者對世界的獨特認識。伍爾夫對賽普蒂默斯的心理活動進行了細緻的刻畫，大篇幅地描寫了他的妄想性的幻聽幻視等錯覺以及意念跳躍、情緒亢奮、語無倫次，有時聽見麻雀用希臘語歌唱，有時又以先知的身份向世人宣佈真理等等情景，顯示了作家對於精神病人反常意識形態的深入把握；而且都可以在伍爾夫的病史中找到依據．這種人物的塑造方法與她患病經歷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同時通過賽普蒂默斯的視角．對當時英國社會進行了尖銳的批判。
《達洛衛夫人》中醫生對賽普蒂默斯夫婦非常武斷地推行他自己的主觀看法，甚至以自身的經濟利益出發，完全無視病人的具體狀況。這種冶療是本末倒置的，瘋癲代表着一種未成年地位、一種幼稚狀態，相對地醫務人員被塑造成爲父親和法官的象徵，最有發言權的病人及其家屬被作爲權威的醫生剝奪了話語權。伍爾夫也曾因爲情緒異常被強迫停止創作進行靜養，同時還要不斷接受醫生的詢問及新友的監視，伍爾夫在與各類精神病醫生打交道的過程中。對醫生的權威與病人的束手就擒等待判決的受動狀況有着刻骨銘心的體驗。監視與審判成了精神病院的主題，而精神病院這種結構正是資產階級社會及其價值觀結構的縮影。伍爾夫也通過賽普蒂默斯表達了自己對戰爭的反感以及人們的焦躁、無助。
伍爾夫創造性地將意識流技巧運用到文學實踐中，通過內心獨白、自由聯想和象徵暗示等方法來展現意識的流動和跳躍性，表現人物的主觀真實感受。充分展示女性的內心世界．爲我們塑造了拉姆齊夫人、達洛衛夫人、莉麗等豐富多彩、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打破了男性作家筆下女性形象非“妖魔”即“天使”的失真局面，形成獨特的文學景觀，這是伍爾夫對女性文學話語建構一種積極的探索。從心理病理學的角度看。小說中很多對意識片段的描寫，有些很可能反映出弗吉尼亞·伍爾夫本人體驗到的角度，甚至是精神病性症狀(妄想心境、牽連觀念)。這些意識片段的描寫將意識流與病態的表現摻雜、渾然一體，使作品更加富有獨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