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達雅特創作主題論
關鍵詞:赫達雅特 創作主題 民族傳統 悲情體驗 社會良知
現代東方作家,生存在東、西文化劇烈衝撞的夾縫當中。具有社會良心和歷史責任感的作家,都滿懷憂傷和悲憤。面對西方列強政治上的殖民統治、經濟上的殘酷掠奪和文化上的滲透擴張,他們感到民族存亡的危機,試圖以文學爲武器,喚起民衆的覺醒和民族感情。然而,他們又往往敏銳地感受到西方大潮的巨大力量,爲民族傳統的衰落而悲傷。伊朗現代作家薩迪克·赫達雅特(1903-1951)就是一位典型的現代東方作家。他的作品不多,只有幾十篇中短篇小說、三個劇本,還有一些遊記、雜文之類的文字,但他的作品中卻滲透着強烈的民族危機意識和悲憤的情感體驗。本文從他的幾篇代表性作品人手,分析赫達雅特創作中的基本主題。
《愛國志士》、《哈吉老爺》:如此愛國
《愛國志士》是赫達雅特的一個著名短篇小說。敘述74歲的學界權威賽伊得·納斯羅拉奉命出使印度,這是老學者首次遠行。他航行在海上,異常恐懼,感到隨時都有葬身大海的危險。由於不懂英語,不能按“旅客安全須知”上的說明正確使用救生圈,在恐慌中被救生圈卡住喉嚨勒死了。兩個月後,國家爲他豎起了紀念碑和塑像,教育部長哽咽着報告死者的事蹟,稱他爲“愛國志士”,青少年聽衆爲之異常感動和悲傷。這是一位什麼樣的“愛國志士”?教育部在報告中給了他很高的評價:“他在爲祖國效勞的途中表現了舉世無比的、奮不顧身的大無畏精神,並且堅持到最後光榮殉難。……我們應該以我國出了這樣一位愛國志士而引以爲無上光榮”(赫達雅特,《赫達雅特小說選》57)。但小說中的賽伊得·納斯羅拉卻恰好相反,他膽小怯懦、貪生怕死、貪婪吝嗇、虛僞狹隘。
賽伊得貪圖生活的悠閒,認爲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莫過於個人安逸的生活,迫不得已他才接受了出使印度的使命,但一想到遠行印度的情景,他就“立刻恐懼不安,腦袋發暈,連腳底下的土地也旋轉起來了”(赫達雅特,《赫達雅特小說選》36)。只是因爲出使期間能拿到雙份薪金和其他補助津貼,才使他決定去冒一下險。但他卻堂而皇之地說:“爲了親愛的祖國,非去不可!”(赫達雅特,《赫達雅特小說選》37)離開安樂小窩,奔波勞頓、孤陋寡聞帶來的身心疲憊、心理恐懼使他痛苦不堪。輪船行駛在海上,他感受到了大海的威脅。他戰戰兢兢地從甲板上看海,“碧藍碧藍的海水,一剎那成了一片黑水。賽伊得·納斯羅拉恍惚覺得這些海浪像是一些痛苦萬狀的爬蟲,在顫抖着,在蠕動着;由於劇痛和憤恨,它們惱羞成怒地到處亂叫,打算在一眨眼之間把成百艘大船連同旅客一起埋葬在大海,……他對大自然盲目的威力感到不可名狀的恐怖。特別是他知道,在這片汪洋大海里該有多少渴望着吸引着他鮮血的猛魚海獸”(赫達雅特,《赫達雅特小說選》50)。他坐臥不安,各種兇險的幻象紛至沓來,結果慌亂之中被救生圈勒死。在賽伊得·納斯羅拉接受使命和出使航行的整個過程中,他從來沒有想到過民族利益和國家尊嚴,只有對個人利益的計算和對個人安危的恐懼。
像賽伊得這樣的“愛國志士’’不是個別人,赫達雅特在小說中獨具匠心地以賽伊得在途中的怨憤揭露了這一點。賽伊得在一種隨時擔心會死去的恐懼和怨憤中放棄了平日的虛僞,他真實地揭露了當時的現實。他認爲,教育部長哈基木一巴什一普爾口口聲聲“國家使命”、“民族大業”,實際上卻是在以“祖國”的名義撈取自己的政治資本;他不學無術,卻善於鑽營;身爲猶太人,卻爲了美國文憑加入基督教;在國內,伊斯蘭有勢力,他又拼命討好之。他派遣賽伊德出使印度,真實目的是爲了在海外宣傳其功績。還有部長手下得勢的“少年派”,“這些人是部長大臣的臺柱,而且他們總是互相吹捧,藉着留學深造之名,實際上卻利用人民的血汗在歐洲廝混逍遙!”(赫達雅特,《赫達雅特小說選》44)那些留學歐洲的“進步派”和“保守派”,其實“都是一丘之貉,只是名稱不同罷了”(赫達雅特,《赫達雅特小說選》45)。他們出國留學,就是想弄個博士頭銜回來哄騙老百姓,“那些人真正的願望,只不過是滿足肚皮的需要和卑鄙的個人肉慾!那些人癡想着的,也只是三層樓住宅、私人小汽車和奉命出國罷了”(赫達雅特,《赫達雅特小說選》46)。在激憤當中,賽伊德甚至把矛頭指向了當朝國王,他本想寫篇到達印度後的演說稿,卻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朕即國家!”我的目的——就是要替我們那位藉助於吸血器來吸收人民骨血的偉大的執政者進行宣傳。普及教育的目的——根本不教人民認字讀書,而是隻要人們能看懂報紙上對他本人,以及哈基木一巴什一普爾的讚揚,人人像報紙上所教導的那樣去說話和思考,人人忘掉了古老的文學語言——最崇高的波斯語言!這是阿拉伯人和蒙古人從來沒有完成的事業!……一切——都是空想,一切——都是謊言!他把個人利益說成是祖國的神聖利益!(赫達雅特,《赫達雅特小說選》54)
赫達雅特描繪了從國王、部長到學術權威、政治精英們的“愛國”。“祖國”和“民族”只是他們謀取私利的“招牌”,他們心目中根本就沒有祖國、民族的位置。
《哈吉老爺》是赫達雅特1945年發表的中篇小說。小說刻畫的哈吉老爺是商人兼政客,他常以“民族靈魂”自居,以“愛國”面目出現,憑藉手中的金錢實力,與政府上層和外國要人交往密切,競選議員,擠進政界,妄想有朝一日當上首相。赫達雅特以深刻犀利的諷刺筆調,揭露了哈吉老爺與《愛國志士》中的賽伊德同樣的醜惡嘴臉:在“愛國”的面具下隱藏着的是一幅極端自私自利的真實面目。見風使舵以獲取個人的最大利益是哈吉老爺的本質特徵。他不僅在商場上如此,在政治生活中也有充分表現。二次世界大戰前,禮薩·汗出於現代化改革需要,爲維護伊朗的主權和獨立,結束近代以來俄國和英國在伊朗的殖民統治,實行了引進第三國勢力的外交路線,大力發展與德國的合作關係。德國後來發展爲法西斯主義。1941年8月,蘇、英軍隊同時開進伊朗,9月,禮薩·汗遜位。原來親德的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迫於國內外壓力改變了自己的腔調,轉而投靠英美帝國主義。哈吉原是一個狂熱的親德分子,這時候他搖身一變,宣稱自己本來就是堅定的民主派,自由愛好者,是禮薩·汗專制主義的死敵。他舉杯祝賀盟國的勝利,激烈地譴責上屆政府,利用假阿訇身份分發槍支,製造部族衝突。由此可見,哈吉老爺根本沒有自己的民族立場,他的愛國是假,以政治投機撈取資本是真。其實,比起民族、國家來,他珍愛的是錢。錢纔是他的心肝寶貝,靈丹妙
藥,是他歡樂的源泉和恐懼的根源以及生活的唯一寄託。一提到錢,一聽到金錢的叮噹響聲,一伸手數錢,哈吉的心兒就像花蕾一樣綻放,全身頓時一陣酥軟。他對兒子說:“你在這個世界上只要有了錢,光榮呀,信任呀,高尚呀,尊嚴以及名譽呀等等,你也統統都有啦。……你只要有錢,不論在陽間冥府總是當太上皇。將來你要是有非常多的錢,你就可以到聖地去朝拜;人們到處用笑臉逢迎你,器重你,尊敬你,要是高興的話,你還可以把鼓掛在國王的鬍髭上敲哩。總之,有錢的人就有了一切,沒有錢的人就一無所有”(赫達雅特,《赫達雅特小說選》202)。這段自白充分暴露了哈吉老爺極端的利己主義和狂熱的拜金主義思想。這種自我至上和金錢至上的信念,與“愛國”是水火不相容的。
《伊斯法罕半天下》:令人自豪的民族傳統
《伊斯法罕半天下》是赫達雅特的長篇遊記,描述他在一次假期中四天遠遊伊斯法罕的見聞和感受。在伊斯法罕,他遊覽了恰哈爾巴格林蔭道、肖塞卻什米大橋、契赫爾蘇通宮殿、梅達尼沙赫廣場、阿里-卡波宮、甲米清真寺、伊瑪姆-扎傑-伊斯曼爾陵墓、擺晃塔、襖教徒之山等15處名勝古蹟。這篇遊記交織穿插了對歷史傳說、現實場景和自然風光的描繪,將敘述、描寫、抒情熔於一爐,展示了伊斯法罕這座文化名城的歷史厚重與滄桑,滲透着作者的民族自豪感與危機意識。
“伊斯法罕是伊朗一座越千年歷史的古城,‘伊斯法罕半天下’是伊朗人在16-17世紀對這座古老城市光輝歷史的描繪”(邢秉順107)。這座古城依山傍水、自然風光秀麗,又有濃厚的民族文化內涵,薩珊王朝(224-651年)時就已是著名城市,之後歷經戰火浩劫,先後被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阿富汗人佔領,到薩法維王朝(1502—1736年)時成爲都城,修建了宮殿、清真寺和許多公共設施,不僅恢復了昔日風采,而且更加壯美。赫達雅特在遊記開篇談到遊歷伊斯法罕的原因時滿懷深情地寫道:“伊斯法罕的清真寺、大橋、圓屋頂、高塔、瓷磚、卡拉姆卡爾布,直到今日還沒有失去他們的雄姿和光彩。這座工藝大師輩出的城市,在賽菲維特王朝時期,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如今依然享有歷史上的盛名”(赫達雅特,《赫達雅特小說選》108)。赫達雅特在觀賞名勝古蹟的過程中,經常情不自禁的對幾百年前民族祖先的創造力表示由衷的讚歎。參觀契爾蘇通宮殿,看到精美的壁畫,他想到:“它的壁畫具有世間罕有的美麗,精巧雅緻與豐富多彩的特色。……雖然已經過去了三百年,但藝術家筆下描繪的作品,至今依然給我們表達出陶醉在柔情甜夢裏的畫家的情愫。這說明了那個時代文化的偉大氣魄”(赫達雅特,《赫達雅特小說選》124-125)。看到沙和清真寺的瓷磚彩畫,赫達雅特感嘆:“多麼偉大壯麗啊!人在他面前禁不住驚歎、發怔。彷彿在阿拉伯統治期間受壓迫的伊朗藝術大師們,在賽菲維特時期再世復活,又意氣風發,神采奕奕,創造了人們很難想象得到的偉大事蹟”(赫達雅特:《赫達雅特小說選》129)。然而,赫達赫特讚美的只是過去的偉大時代和藝術,對於當今的現實社會,它是否定的。遊記中往往把自然與社會、傳統與現實兩兩對照,讚美自然的旖旎和傳統的偉大,揭露現實社會的黑暗和醜惡。
作品中的自然描寫雖然很少長篇大論,但簡潔的文句中滲透着作者的摯愛之情。如柔風輕拂的美妙夜晚,滔滔不絕的扎揚傑魯特河水、綠水盈盈的水池,月光輝照下朦朦朧朧的城市,郊區廣袤的田野、青翠蔥綠的耕地、雪白如銀的罌粟花等。但只要涉及到社會人事,便令作者感到失望。同行遊歷的地主老爺傲慢驕矜、誇誇其談,帶來一路的不愉快;各處珍貴的壁畫,都遭到人爲破壞,在畫上胡亂塗寫,留名紀念;一些瓷磚彩畫被盜賣一空;阿里一卡波里宮一些壁畫被煙火燻黑,或者殘破不堪;有人把驚世的雕刻藝術傑作剝下來當作引火劈柴等等。更讓赫達雅特傷感的是,如此壯麗、輝煌的伊斯法罕,卻成了大煙、酗酒和梅毒的天下。作家滿腔悲憤地寫道:“伊斯法罕駭人聽聞的窮根,就是大煙、酗酒和疾病,必須跟他們進行堅決的鬥爭。神學的強大勢力千方百計地阻礙着渴求進步的青年們的發展,並且在人民中間培植着一種自趨滅亡的情緒”(赫達雅特,《赫達雅特小說選》123)。
更令赫達雅特不安的是,隨着西方文化的侵入,民族傳統與西方文化碰撞而發生了變異,產生出了一種雜糅、混合的東西。赫達雅特漫步扎揚傑魯特河岸,意外地看到河岸兩旁的石頭上、沙地上晾曬着漂洗後的卡拉姆卡爾布,上面印染的莪默·伽亞謨畫像十分醜陋,蕾莉和馬季農也只剩下大肚皮和乾癟的兩條腿,完全沒法和古典詩人精心刻畫的藝術形象相比。赫達雅特感嘆:“這既不是新的藝術,也不是舊的藝術,已不是伊朗風格,也不是歐洲風格。……我真不明白,既然在伊斯法罕齊赫爾蘇通、阿里一卡波宮殿,以及其他地方還保存着賽菲維特時代壁畫的優美形象,爲什麼還要這樣地刻意模仿歐洲藝術呢”(赫達雅特,《赫達雅特小說選》120)。這不僅使民族傳統日趨衰落,而且是對藝術的褻瀆。
這種令人不安的情況在建築領域也有表現。“目前建築師們看來好像已經失去了提高藝術的情趣和鑑賞力。雖然他們的才幹還大有施展的餘地,但他們建造的房屋,卻是非伊朗的風格,又非歐洲的風格,他們的建築物每個部分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風格。比方說,柱子是希臘式的,拱形是伊朗的,而窗子卻是英國式的。給人造成的印象是彷彿建築物的每個部分要各自獨立,需要人們伸出雙手來抱住,房屋纔不至於東塌西倒,四分五裂”(赫達雅特,《赫達雅特小說選》129-130)。這樣的機械組合,當然不是藝術創造,是丟棄民族傳統藝術的精華,是創造力衰退的體現。這是赫達雅特最不願意看到的情形。近代以來西方文明的衝擊來勢洶涌,傳統伊朗民族文化正面臨空前危機,看到這種模仿拼湊的畸形文化物象,赫達雅特很憂慮,他爲民族文化傳統的衰落異變而憂傷。
伊朗文明有幾千年歷史,阿齊美尼德王朝時期的波斯帝國作爲東方文明的代表與強大的希臘抗衡。薩珊王朝是伊朗古代文明的頂峯,隨後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入侵,但事實上在伊朗本土,是高度發達的伊朗文化同化了入侵者的文化,伊朗文明的民族之根一直源源相續,在薩法維王朝時期再次獲得繁榮,伊斯法罕的文化名勝是最好的見證。但在赫達雅特心目中,伊朗民族的文化之根,是阿拉伯之前的波斯文化。襖教徒之山是赫達雅特遊覽的最後一站,它距伊斯法罕有十三、四公里,這是一座圓錐體的山丘,建築物早已被毀,只剩下斷垣殘壁,但赫達雅特是以朝聖般的心情觀賞遺址。他這樣寫下他的感想:“襖教徒之山,早先很是巍峨壯觀。火神廟四周不設圍牆,如同清真寺、教堂一樣。它根本不必避人。這個地方就像火一樣純潔,而永恆之火——就是純淨和美麗的象徵。火焰騰騰昇上天空,在昏黑的漫漫長夜裏,使滿懷憂傷的人們有了信心,並且用一種複雜而又迷人的語言跟他們娓娓而談”(赫達雅特,《赫達雅特小說選》147)。正是這種對伊朗久遠傳統的敬仰之情,使他從廢舊的瓦礫石頭中看到了祖先們的智慧和力量,這裏對“火”的想象和讚美,就是對民族文化源頭的想象和讚美。作爲民族文化的尋根者,赫達雅特推崇的是伊斯蘭化之前以襖教爲代 表的伊朗民族文化。
綜觀《伊斯法罕半天下》全文,在作家對民族文化之根的追尋、對民族傳統藝術的讚美以及對現實社會的鞭撻和批判中,我們清楚地看到赫達雅特表現了這樣的民族傳統品格:簡樸、自由、真誠和創造力。
《盲梟》:對民族傳統文化衰落的悲傷
《盲梟》(又譯《瞎貓頭鷹》)是赫達雅特借鑑西方現代主義表現方法創作的中篇小說。作品以象徵手法表現了作家內在的主觀感受,其內涵可作多層面的理解。
有論者認爲,“《瞎貓頭鷹》講述了兩個荒誕不經而又富於哲理的故事。……前者主要描寫主人公‘我’對理想中的‘美’無限嚮往與追求,後者則着力表現‘我’對現實中的‘惡’的無比憎恨與厭棄。理想中的‘美’好似海市蜃樓,可望而不可即;現實中的‘惡’猶如泥潭,陷入其中,難以自拔。於是乎,只能得出悲觀厭世,活着不如死的結論。這正是赫達雅特苦心孤詣所要表達的人生哲理,亦即《瞎貓頭鷹》中所包含的深刻寓意”(元文琪61)。這是從抽象的普遍人生哲理層面理解作品的內涵。也有論者認爲:“《瞎貓頭鷹》的蘊涵十分深厚,反映的主題是多層次的。《瞎貓頭鷹》反映出作者心中一種‘既希望又失望’的情緒。從一個層次上說,作品反映出作者希望現代伊朗能走出貧窮、落後、愚昧的泥坑,重新強大起來;然而,這種夢想在黑暗腐朽的現實社會面前徹底失落。從另一個層次上說,《瞎貓頭鷹》不僅反映了現代社會中人的異化,更反映了作者在以西方物慾主義爲代表的現實社會中,對人的精神依託的尋求。在這種尋求中作者希望用東方的傳統精神重建人的精神價值,然而作者對這一希望又是十分絕望的”(穆宏燕17l-172)。還有論者聯繫社會現實,認爲《盲梟》的主旨是“伊朗夢的失落”。聯繫赫達雅特所處的時代及其深沉的民族情感來看,我們認爲《盲梟》表現的是對伊朗民族傳統文化衰落的悲傷。
小說中反覆出現的畫面中美麗女郎是伊斯蘭之前伊朗民族文化的象徵。“我”執着地在筆筒上刻畫,從通風口的窺視,陶罐上的畫面,都是以象徵性語言表達赫達雅特對民族傳統的執著和嚮往。女郎的出現和隨即死去、腐爛則是民族傳統在現實中被窒息、喪失生命力的具象化表現。
此時,就在我的房間裏,她把身體和影子全給了我。她那與塵世毫無關係的短暫而脆弱的生命,從那帶褶的黑衣中緩緩地飄出來,從折磨她的軀體裏飄飛到無所依託的影子世界,彷彿把我的影子也一起帶走了。她的軀體卻無知無覺,一動不動地留在了這裏,成爲蛀蟲和地老鼠的美食。在這多災多難、貧窮不堪的破房子裏,在這像墳墓一樣的房間裏,在籠罩着我並滲入牆體的無窮無盡的暗夜中,我必須同一個死人——同她的屍體爲伴,度過一個寒冷而漫無盡頭的黑夜。(赫達雅特,“瞎貓頭鷹”183)
這一段文字非常清晰、極富表現力地表達了這樣的思想:伊朗民族傳統文化的生命力已經喪失,只留下現在的軀殼,禮薩·汗統治的伊朗割斷了與民族傳統的聯繫,只是蛀蟲和地鼠的美食而已;而“我”必須在禮薩·汗的統治下,經歷着寒冷而漫無盡頭的長夜。“我”痛苦、悲憤,在鴉片吸食中麻醉自己。在麻醉的幻覺中“我”來到另一個世界:“我在一個嶄新的世界中清醒,那裏的環境氣氛,對我來說十分熟悉和親近,甚至比我以前的生活環境更令人感到親近,好像是我真正的生活的反映。另一個世界,它與我是那樣密切相關,我似乎回到了我的本源世界中。我誕生在一個古老,然而更加親近、更加自然的世界”(赫達雅特,“瞎貓頭鷹”196)。很顯然,這裏描述的是赫達雅特想象中的伊朗的原初文明世界。
小說後半部分同樣以象徵的人物和場景,表現伊朗傳統文明的衰落是貪慾、追求物質慾望和享樂的外來文明侵蝕的結果。正是在這種外來文明的誘惑和腐蝕下,伊朗人放棄了偉大絢爛的傳統。妻子的變化,蘇蘭小溪的乾涸,都是這樣的象徵意象。人們都成了駝背、瘻眼、豁嘴的怪物。只有“我”在癡迷、執著地尋求偉大的傳統,極力抵抗貪慾的誘惑,試圖以民族傳統喚醒國人,拯救民族。但“我”有那種力量麼?我自身內部的貪慾也總在蠢蠢欲動,最終,獲得的陶罐被人奪走,“我”也成爲駝背、瘻眼、豁嘴的老頭。赫達雅特的結論是悲觀的,他看不到民族偉大傳統復甦的希望,也難以承當起文化捍衛者的使命,他於1951年在巴黎自殺。
赫達雅特是一個有着強烈愛國熱情的作家,他由衷地熱愛民族文化,受到民族傳統的深深浸潤。他留學西方,但並不崇洋媚外,而是對祖國的命運、民族的前途極爲關注。他一生傾注很大心血收集民間故事、歌謠、諺語,曾編寫過一本詳盡的、供收集整理民間文學材料的工作手冊,1931年出版了一本民間故事集,1933年又出版了彙集伊朗古老信仰和傳說的《創造奇蹟的國家》。
可嘆的是赫達雅特生不逢時,當時社會的主流價值與他的價值取向尖銳衝突。他生活創作的時期,正是禮薩·汗統治伊朗的時期。禮薩·汗被稱爲“現代伊朗之父”,他推行的社會改革爲伊朗擺脫西方列強的殖民統治和現代化發展做出了貢獻,然而“他所有的改革雖然得民心,應天意,但都是以國王命令的形式強制推行。……他殘酷鎮壓工農羣衆及自由民主派的反抗與鬥爭,在某種程度上講,它是以野蠻的手段衝擊強大而保守的傳統社會,推行現代化改革”(王新中冀開運276)。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禮薩·汗造福於伊朗;從人倫情感的角度看,他的西化、世俗化的改革帶來民族傳統的失落,他的專制統治帶給人們的是恐怖與災難。這對於敏感的知識分子來說,體驗尤爲深刻。20世紀30年代後期,禮薩-汗的專制統治日益加強,推行其親德反蘇政策,殘酷鎮壓進步力量。1936年,發生了迫害共產黨人的“五十三人案”,致使五十三人中爲首的埃拉尼博士被折磨致死,進步詩人法羅西慘遭殺害。書報檢查更爲嚴格。這種黑暗的政治統治和鎮壓措施在敏感的赫達雅特的心靈裏投下陰影,他感到非常窒息。他的許多作品被禁止出版發行,《盲梟》在伊朗國內不能出版,只好發表於印度孟買;《哈吉老爺》直到1979年才被解禁;1950年世界和平大會邀請他出席會議,當局不予批准。他致電大會主席說:“帝國主義分子把我國變成了一座大牢獄,在這裏發表自己的意見和進行正常思維都被認爲是犯罪”(張鴻年282)。
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再加上敏感脆弱的天性,使赫達雅特形成了悲觀的人生態度。他往往從否定的角度看取現實和生活,創作的主要筆墨是描寫假愛國者違背民族利益的行爲,在嘲諷和譴責中表達民族危機意識。這樣的民族憂患和人生傷感也與他自身的悲情經歷和體驗有關。1926年他在比利時求學時就寫過一篇題爲《死亡》的作品,讚頌死亡是痛苦人生的解脫,顯示出強烈的悲觀厭世傾向。因爲喜好文學,違背父輩的安排,他與家庭斷絕關係,不僅喪失了生活來源,只能以菲薄薪金維持獨立生活,還得償還與家庭之間的債務。這使赫達雅特更加孤獨和內向,他沒有什麼朋友,也沒有相知相戀的女性,終身未娶,過着清貧潦倒的生活。他曾滿懷傷感地說:“我深感這個世界並非屬於我,它屬於那些恬不知恥、賣弄學問、巧取豪奪、驕奢淫逸之徒。他們就像在肉鋪打轉的餓狗,對世間和天上的統治者極盡搖尾乞憐、阿諛奉承之能事”(孟昭毅116)。追求真誠、自由和尊嚴的人在現實中沒有立足之地,人生是悲苦和扭曲的。這種消極悲觀的人生觀使他認定現實是痛苦的,唯有死亡才能解脫。1951年4月,在無法排解的悲觀絕望中,赫達雅特在自己的寓所裏打開煤氣自殺。自殺前,他將身邊所有的手稿和材料全部焚於一炬,沒有遺言,沒有解釋,表明他對人世、社會的徹底絕望,不抱任何幻想。
伊斯蘭之前的波斯帝國幅員遼闊,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在赫達雅特身上有一種深入骨髓的愛國情結,他以伊朗民族前伊斯蘭時期的輝煌歷史爲自豪。然而,當他面對西方近現代工業文明和伊朗這個文明古國的沒落時,便產生了一種難以言狀的強烈的失落感,形成了一種難以排解的矛盾心情:一方面,他在理智上清醒地認識到20世紀的伊朗已經不可能再現昔日波斯帝國的輝煌;另一方面,他情感上卻十分懷念並沉醉於伊朗古代文明的那份絢麗。作爲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赫達雅特的思想認識超越於當時的伊朗社會,曲高和寡,知音難覓,一生鬱鬱寡歡。他留學歐洲,希望從西方的現代文明中尋找到什麼。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已是卡夫卡和艾略特筆下的歐洲:物慾橫流,人性異化,人們已陷入一種難以自拔的精神困境。這一切令赫達雅特十分失望。在對現實的失望中,他轉而從前伊斯蘭文化中尋求精神寄託。這是對民族過去的虛幻化和理想化,在伊朗專制嚴酷統治、異族虎勢耽耽的現實背景下,赫達雅特對於民族未來的發展感到悲觀迷茫,他寧願駐足於過去的精神寓所。
總之,赫達雅特的創作主題以傷感爲基調,缺乏明麗的色彩。他着筆的往往是生活的陰暗面,抒發的是哀傷之情,表現的是理想與現實相悖的痛苦,但其中卻融凝了現代東方知識分子的民族情懷、歷史責任感和社會良知。
